黃芪作為中醫臨床“補氣第一要藥”，其使用與炮制的歷史演變貫穿中醫藥發展全程，從早期的“生用為主”到后世“生炙分用”的精細化，既體現了實踐經驗的積累，也反映了中醫理論對藥物性能認知的深化。以下從歷史脈絡展開具體梳理：

一、漢代至南北朝：生用為主，炮制萌芽（公元前206年-公元589年）

-臨床應用：早期黃芪以“生用”為核心，主治“氣虛乏力、表虛不固”。《神農本草經》首載黃芪，稱其“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大風癩疾，五痔，鼠瘺，補虛，小兒百病”，未提炮制，僅強調“補虛”與“祛邪”雙重作用，這與當時“藥食同源”的樸素認知一致（如《金匱要略》用生黃芪配白術、防風治“風水水腫”，即后世“玉屏風散”雛形）。

-炮制探索：此時期炮制以“凈制”和“簡單加工”為主，未涉及蜜炙。《雷公炮炙論》（南北朝）記載“凡使黃芪，先須去頭上皺皮，蒸半日，擘令細銼用”，目的是去除雜質、便于煎煮，蒸制可能為了軟化藥材，與藥效無關；陶弘景《本草經集注》提到“黃芪第一出隴西，色黃白，味甜美，今亦難得。次用黑水宕昌者，色白，肌理粗……”，僅強調產地與品質，未提炮制對藥效的影響。

二、隋唐至宋代：蜜炙興起，生炙分用初現（公元581年-1279年）

-炮制工藝突破：蜜炙法在唐代逐漸應用，至宋代成為“法定標準”。唐代《千金翼方》首次記載“黃芪蜜炙”：“凡黃芪，蜜炙后用，補力更甚”，但未普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官修藥典）將“蜜炙”定為黃芪主流炮制法，明確“蜜涂炙令微赤”的工藝（蜜與黃芪比例約14），并指出“蜜炙后性溫而緩，能補中益氣，生用性烈，能走表固汗”，首次從理論上區分生炙差異。

-臨床應用擴展：生炙分用的思路初步形成：

-生黃芪：延續漢代“祛邪”作用，用于“癰疽不潰、水腫尿少”（如《圣濟總錄》用生黃芪配當歸治“瘡瘍久不愈合”）；

-蜜炙黃芪：開始用于“內傷氣虛”，如《和劑局方》“補中益氣湯”（后世李東垣方前身）用蜜炙黃芪“補脾胃之氣，升陽舉陷”，與蜂蜜“甘緩益脾”的特性形成協同。

三、金元至明代：理論深化，生炙分用定型（公元1115年-1644年）

-理論支撐：金元四大家推動“藥性理論”發展，對黃芪“生炙差異”的認知更清晰。李東垣（金元）在《脾胃論》中提出“黃芪味甘溫，補肺氣，實皮毛，益胃氣”，強調蜜炙黃芪“補而不燥，緩而持久”，適合“脾胃虛弱、中氣下陷”（如脫肛、子宮下垂）；朱丹溪則指出“生黃芪性浮，走肌表，能散風除濕”，明確生炙在“作用部位”上的差異。

-炮制規范：明代《本草蒙筌》細化蜜炙工藝：“凡使，蜜炙為主。先將蜜煉熟，拌黃芪片，微火炒至蜜盡，色黃為度”，并解釋“蜜甘緩，能制黃芪之燥，使補而不峻”，首次從“炮制減毒增效”角度闡釋蜜炙的意義。

四、清代：生炙分用精細化，臨床定位明確（1644年-1912年）

-臨床應用分化：清代醫家進一步明確生炙黃芪的“主治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