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簡芎蹤》

下卷

第六回薪火傳方亂世濟民

漢末的蜀地，兵戈四起，疫病橫行。王季的孫子王牧，背著祖傳的《種芎記》和一簍川芎籽，在亂軍之中輾轉。他記得祖父的話：“蜀地的藥，要救蜀地的人。”

在綿竹的臨時醫帳里，他遇見了張仲景的弟子衛汛。衛汛正在整理從南陽帶來的醫書，見王牧用川芎配蜀椒治風寒痹痛，嘆道：“此與《傷寒論》‘麻黃湯’之意相合，皆為散寒通陽，只是你用蜀地之藥，更合此地水土。”王牧取出隨身攜帶的《六十病方》殘簡，衛汛見“芎配蜀椒”的記載，當即抄錄在《金匱玉函要略》的附頁：“蜀地芎藭，辛溫通脈，配蜀椒，治寒痹如神，此民間實踐，可補典籍之缺。”

有次軍營暴發“寒瘧”，士兵們惡寒發熱，骨節疼痛。王牧用川芎三錢、蜀椒二錢、柴胡五錢，煮成“芎椒柴胡湯”，讓士兵們趁熱喝下。三日后，大半士兵痊愈。衛汛問其故，王牧指著醫簡：“簡中‘芎能行氣，椒能散寒’，加柴胡引藥入少陽，正合瘧病之病機。”衛汛贊道：“民間智慧，藏于簡牘，流于實踐，真乃醫道之根。”

戰亂中，許多醫書散佚，王牧卻把《六十病方》的殘簡縫在衣襟里。他說：“這不是竹簡，是蜀地藥材的魂，丟了它，就丟了咱蜀人用藥的根。”后來，這批殘簡隨他輾轉至成都，被保存在青羊宮的藏經樓，成為后世研究漢代蜀地醫藥的重要依據。

第七回唐時揚名蜀芎入典

唐代的成都，已是“藥市天下聞”。王牧的后人王藥翁，在錦江邊開了家“蜀芎堂”，藥鋪的匾額上，刻著《六十病方》中“芎配蜀椒”的原文。

藥翁不僅種芎，更精于配伍。他治婦人產后瘀痛，用川芎配當歸、桃仁，說“此乃‘血中氣藥’，能行能補”；治風濕痹痛，用川芎配羌活、獨活，說“借風藥之力，引芎達四肢”。有個西域的胡商，患頭痛多年，遍求名醫無效，藥翁以川芎配天麻，三劑而愈。胡商驚嘆：“蜀地有此神藥，當載于《唐本草》！”

當時朝廷正在修訂《新修本草》，編修官蘇敬聽聞蜀芎奇效，特地入蜀考察。他在王藥翁的藥圃里，見川芎與蜀椒、厚樸間作種植，問其故。藥翁答：“三者皆蜀地所產，氣味相投，同生則藥性更純。《六十病方》早有記載，此乃‘道地共生’之理。”蘇敬取蜀芎與外地芎對比，見蜀芎根圓、油足、辛香烈，嘆道：“真芎出蜀，信然！”

《新修本草》修成后，專門記載：“芎藭，蜀地者佳，辛溫，活血行氣，祛風止痛，配蜀椒、厚樸，治寒痹、腹脹，出《六十病方》。”這是川芎首次被官修藥典明確記載“蜀地為佳”，而其依據，正是天回鎮出土的漢代醫簡與蜀地千年的實踐。

藥翁的“蜀芎堂”，常有文人墨客來訪。杜甫寓居成都時，曾為藥翁題詩：“蜀芎生錦里，辛香透竹簾。療疾兼濟世，漢簡有遺篇。”詩中不僅贊川芎之效，更點出其與漢代醫簡的淵源，讓“蜀芎”之名，隨詩流傳天下。

第八回宋明傳承道地立規

宋代的郫縣，川芎已成為貢品。官府在天回鎮設“芎務官”，專門監管川芎的種植與采收，而監管的標準，依舊沿用《六十病方》中暗含的“道地”理念。

有個外地藥商，想把浙江的芎籽引入蜀地，謊稱“產量更高”。王藥翁的后人王守真，取蜀芎與浙芎對比：“蜀芎種在紅土，得火行之氣，故辛溫；浙芎長在黑土，得水行之氣，故辛涼。若換種，就失了‘治寒痹’的本功。”他還帶著芎務官看漢代醫簡：“簡中所載，皆蜀地藥材，可見道地之重要，自古已然。”

明代的李時珍，編撰《本草綱目》時，特地查閱了天回鎮出土的《六十病方》殘卷。他在“川芎”條下寫道：“漢簡《六-->>十病方》載其配蜀椒，治寒痹，可見蜀人用芎，早有淵源。其道地性，非僅土壤氣候，更在歷代實踐之積累。”他還記錄了蜀地民間“川芎燉雞”“川芎釀酒”等食療方，說“這些法子，雖未入簡，卻與簡中理念相合，皆為‘辛溫通陽’之意”。

守真的孫子王耕讀，是個秀才，他把《六十病方》中關于川芎的記載，與歷代醫家的論述匯編成冊，取名《芎典》。書中寫道：“從漢簡到唐詩，從藥圃到典章，蜀芎的故事，是蜀地醫藥從實踐到理論，從民間到官方的見證。”

第九回簡牘重光芎脈永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