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人合一”理念并非一蹴而就的固定概念，而是在兩千多年的發展中不斷豐富、深化的思想體系。其核心邏輯始終圍繞“天”與“人”的關系展開，從早期對“天”的敬畏與效法，逐漸內化為對“心性”與“天理”的貫通，最終形成系統的哲學體系。以下按歷史脈絡梳理其發展歷程：

一、先秦：奠基期——從“天命”到“心性”的關聯

先秦是儒家思想的源頭，“天人合一”的雛形已現，但尚未形成明確概念，核心是通過“天命”“人性”的關聯，搭建天人溝通的橋梁。

-孔子：“畏天命”與“盡人事”的平衡

孔子未直接提出“天人合一”，但將“天”視為超越性的價值源頭，強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論語·季氏》）。他認為“天”具有道德意志（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而人需通過“仁”“禮”的實踐回應天命——“五十而知天命”（《論語·為政》），即人在道德修養中理解天命，實現“天”的意志與“人”的實踐的統一。此時的“天”仍帶有一定神秘性，但已開始從“神格天”向“道德天”轉化。

-孟子：“盡心—知性—知天”的內在貫通

孟子突破了孔子對“天”的外在敬畏，將“天”與“人”的關聯內化為“心性”的本質。他提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盡心上》）

其邏輯是：人天生具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等“善端”（即“性”），而“性”是“天之所與我者”（《孟子·告子上》）——“天”賦予人善良本性，因此“性”是天人相通的中介。人通過“盡心”（充分發揮本心的善性），即可“知性”（理解自身本性），進而“知天”（把握天的本質）。這一思路將“天人合一”從“效法外在天命”轉向“回歸內在心性”，首次明確了“天人在道德本質上統一”的核心命題。

-《中庸》：“誠”為樞紐的天人貫通

一般認為《中庸》是子思（孔子之孫）所作，其對“天人合一”的闡述更具系統性。開篇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直接將“天”（天命）、“人”（性、道、教）串聯：天賦予人“性”（本質），人遵循本性而行即是“道”，修養此道即是“教”。

更關鍵的是提出“誠”的樞紐作用：“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是天的本然狀態（如四季更替、萬物生長的真實無妄），而人通過“誠之”（追求真誠、踐行本善）即可與“天之道”相合。“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這里的“與天地參”，正是“天人合一”的早期表達——人通過“誠”的修養，不僅實現自身與天的貫通，更能參與天地的化育，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天人關系。

二、漢代：轉型期——“天人感應”的神學化與政治化

漢代儒家為適應大一統帝國的需求，融合陰陽五行、讖緯等思想，將“天人合一”發展為“天人感應”的體系，賦予其更強的政治倫理功能。核心代表是董仲舒。

董仲舒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主宰，兼具自然屬性與道德意志（“仁之美者在于天”），而“人”是“天”的“副本”——“人副天數”（《春秋繁露·人副天數》）：人的身體結構（如四肢對應四季，五臟對應五行）、情感（喜怒哀樂對應春夏秋冬）皆與天相呼應-->>。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天人感應”：天通過“災異”（如地震、蝗災）警示君主失德，通過“祥瑞”（如嘉禾、鳳凰）褒獎君主行仁政。君主作為“天子”，必須“法天而行”——“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舉賢良對策》）。

這一時期的“天人合一”帶有較強的神秘色彩，將“天”的意志與政治治理直接綁定，雖偏離了先秦儒家對“心性”的關注，卻強化了儒家思想的社會干預力，使其成為漢代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