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認為，自然界的異象（如地震、星變）是“天”對人事的警示；而人的行為（如君主的德行、政策）也會引發自然的相應變化（如“德政則風調雨順”）。這種關系并非“天有意志”，而是基于陰陽五行的客觀規律，是一種“結構性的天人互動”，為后世“天人感應”學說奠定了基礎。

4.農家：“順天之時”，以生產合于自然

農家（如許行）聚焦農業實踐，主張“天人協調”的核心是“順應自然規律”。他們認為，人應遵循自然時序（如四季、節氣）從事農業生產，“不違農時”是天人關系的核心——天提供生長的條件，人通過順應天時實現豐收，反對違背自然的“妄為”。

農家的“天人合一”是實踐層面的“人與自然在生產中的統一”，更貼近農耕文明的生存智慧。

5.名家：“名實之辯”中的天人認知

名家（如公孫龍、惠施）以“名實之辯”為核心，雖未直接論述天人關系，但其邏輯傾向于：“天”是客觀存在的“實”，人通過辨析“名”（概念）來把握“天”的本質。他們強調“名實相符”，認為人對“天”的認知需通過清晰的邏輯辨析，而非模糊的感應，體現了理性認知天人關系的傾向。

綜上，春秋戰國各學派的天人觀雖差異顯著，但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對“人與自然、人與超驗世界關系”的早期探索：或強調服從（墨家），或主張人為（法家），或注重感應（陰陽家），或聚焦實踐（農家），展現了中華文明對“天人關系”多元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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