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核心命題，其產生并非單一歷史事件的結果，而是經歷了從原始宗教崇拜到哲學理念的漫長演化，深深植根于中國早期社會的生產方式、政治結構、認知水平與思想爭鳴中。其歷史背景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原始社會的自然崇拜奠定認知底色、夏商周的“天命觀”完成從“神”到“理”的轉化、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實現哲學化升華。

一、原始社會至夏商：自然崇拜與神權統治——“天人關系”的萌芽

原始社會的人類對自然的認知尚處于蒙昧階段，面對風雨雷電、四季更替、生老病死等無法解釋的現象，普遍產生“萬物有靈”的敬畏心理。此時的“天”被視為人格化的神靈（如“天神”“天帝”），是主宰自然與人事的至高力量，而“人”則是被動接受天命的存在。這種認知直接體現在原始宗教活動中：

-狩獵、采集時代，人類通過祭祀山林、河流、日月等自然對象祈求庇佑，本質上是對“天（自然）”的依賴與臣服；

-進入農耕萌芽階段，人們開始觀察天象、節氣以指導生產（如新石器時代的觀象臺遺址，如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的北斗星象圖案），初步意識到“天”的運行與人類生存的關聯性，但尚未形成系統理念。

夏商時期，這種自然崇拜被納入王權統治的合法性論證。商代甲骨文大量記載“卜辭”，商王通過祭祀、占卜向上天（“帝”）請示戰爭、農事、祭祀等重大事務，將王權與神權綁定——“天（帝）”是意志的主宰，“王”是天在人間的代理人，“天人關系”表現為“天令人事”的單向服從。這種“以神權固王權”的模式，雖未觸及“合一”，卻強化了“天”與“人”的不可分割性，為后世理念埋下伏筆。

二、周代：“天命觀”的革新——從“神意”到“德配”的轉向

周代滅商后，為解釋“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合理性，對“天”的內涵進行了重大改造，推動“天人關系”從“神權迷信”向“倫理化”轉變，這是“天人合一”理念形成的關鍵一步。

1.“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提出

周人認為，商的滅亡是因為“商王失德”，上天（“天”）收回了對商的“天命”；而周之所以獲天命，是因為文王、武王“明德慎罰”，德行符合天意。這一“天命轉移”的邏輯，將“天”的意志與“人（統治者）的德行”綁定：天不再是隨意發號施令的暴君，而是依據“德”的標準選擇人間代理人；人（尤其是統治者）的行為不再單純被動服從，而是通過“修德”與“天”溝通。這種“以德配天”的思想，首次將“天”的客觀性（規律）與“人”的能動性（修德）聯系起來，打破了商代“天絕對主宰”的單向關系，為“合一”提供了倫理基礎。

2.禮樂制度對“天人秩序”的規范

周代建立了系統的禮樂制度，其核心是“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左傳》），而禮樂的源頭被追溯至“天”——“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記·樂記》）。即人間的等級秩序、倫理規范是對“天地秩序”（如日月交替、四季分明）的模仿與呼應，“人”的行為（禮）與“天”的秩序（道）通過“樂”（和諧）達成統一。這種“以禮配天”的實踐，使“天人關系”從抽象的神權論證，轉化為具體的社會秩序構建，強化了“人需順應天、天規范人”的整體性認知。

三、春秋戰國：百家爭鳴與哲學突破——“天人合一”的理念成型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舊有-->>的“天命觀”受到沖擊，諸子百家圍繞“天是什么”“人如何與天相處”展開激烈辯論，最終將“天人關系”從政治倫理層面提升至哲學本體論層面，“天人合一”的核心內涵逐漸清晰。這一時期的三大思想流派貢獻最著：

1.道家：“道法自然”與“與天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