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點的實驗樓，泡面味與消毒水味在走廊里交織，像一層揮之不去的薄膜。林舟揉著發酸的后頸，盯著96孔板里閃爍的微光，指尖已經被移液槍磨出了淺淺的繭子。他的碩士師妹蘇曉雨趴在桌上，頭發凌亂地遮住臉，手里還攥著未完成的實驗記錄，電腦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數據表格，右下角的時間跳成了0127。
“小舟哥，我眼睛快睜不開了。”蘇曉雨的聲音帶著濃重的鼻音，她抬起頭，眼底布滿紅血絲，“這已經是這周第七個通宵了，我昨天去醫院查，醫生說我有甲狀腺結節，讓少熬夜。”
林舟遞過去一瓶溫牛奶，目光落在她桌角的研究生津貼條上――每月600元，孤零零的數字像一記耳光。“老板說下周要交橫向課題的中期數據，只能熬著。”他壓低聲音，怕驚醒隔壁辦公室里還在改標書的張慎行，“師哥去年畢業前，查出重度脂肪肝和腰椎間盤突出，答辯時掏了張按滿紅手印的請假條，想求每周休息一天，結果老板說他吃不了苦。”
蘇曉雨苦笑一聲，撕開一包速溶咖啡往嘴里倒：“我媽昨天打電話，問我讀研是不是很輕松，能跟著教授做學問。她不知道，我現在就是個免費勞動力，沒有社保，沒有加班費，連法定節假日都在趕實驗。”她打開手機，翻出師門群里的聊天記錄，師姐的消息還停留在上周：“忍一忍就過去了，哪個實驗室不熬夜？”
這話像一句魔咒，在歷屆學生中代代相傳。林舟想起自己剛入學時，師兄也是這么安慰他的。那時他還抱著對學術的憧憬，覺得熬夜做實驗是探索真理的必經之路，直到親眼看見同實驗室的博士生李然，因為連續三個月每天工作超過14小時，在離心機旁暈倒，送醫后查出急性心肌炎。出院那天，李然收拾東西準備退學，張慎行只是淡淡地說：“現在年輕人心理素質太差，一點壓力都承受不住。”
凌晨三點，實驗樓的燈光依舊亮如白晝。林舟看著走廊里排成長隊的96孔板，像一條流淌著微光的河，河水里漂浮著無數年輕人被透支的青春。他突然明白，這座象牙塔里，早已建起了一座座燈火通明的“富士康”，學生們被打傷“勞動力”的條形碼，研究生名額是“指標”，博士招生是“項目”，學術理想在無休止的加班中，被悄悄調包成了“畢業”二字。
清晨六點，林舟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出實驗樓，撞見了正要去行政樓的陳銘。青年教師眼下的烏青比上次更重，襯衫皺巴巴的，手里抱著一摞厚厚的申報材料，其中一本《學術績效評價指南》的封面已經被翻得起了毛邊。
“陳老師，您這是要去交什么材料？”林舟打招呼時，注意到陳銘手里還攥著一張體檢報告。
“申報‘**險探索基金’。”陳銘的聲音帶著沙啞，他把體檢報告塞進文件夾，“昨天體檢，查出胃息肉，醫生讓盡快手術，可基金申報截止日期就在今天。”他苦笑一聲，指著申報材料上的“績效指標”欄，“你看，這里要求兩年內發表3篇sci一區論文，否則就算考核不合格。現在的高校就是個績效社會，我們都是自己的‘企業家’，論文是‘產品’，影響因子是‘股價’，引用率是‘市場份額’。”
林舟想起張慎行上周在實驗室開會時說的話：“別去啃那些冷門課題，周期長、風險高，發不了高分論文。現在大家都做ai、腫流方向，像股民追漲停板，這才是明智之選。”那時陳銘反駁說，他想研究一種瀕危植物的基因保護，雖然影響因子低，但有重要的生態價值，結果被張慎行打斷：“沒有高影響因子，你連‘非升即走’的考核都過不了，談什么學術理想？”
“我讀博時的導師，花了五年時間研究一個古生物猜想，雖然只發了一篇中文綜述，但解決了領域內的一個難題。”陳銘望著遠處的圖書館，眼神里滿是向往，“可現在沒人愿意做這種事了。評價體系只看量化指標，影響因子成了指揮棒，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沒人愿意做重復實驗，沒人愿意啃硬骨頭，因為這些都‘不劃算’。”
他掏出手機，翻出一條學術新聞給林舟看：某高校一位教授，一年發表了12篇sci論文，平均每月一篇，可其中10篇都是跟風熱點的“灌水”之后，核心數據毫無創新。“績效社會最殘酷的地方，就是讓失敗者自責。”陳銘的聲音低沉下來，“你發不了高分論文，不是評價體系有問題，而是你不夠努力；你申不到基金，不是評審不公，而是你的‘本子’不夠漂亮。我們都在被系統規訓，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林舟突然想起前幾天和師哥的對話。師哥為了畢業，曾猶豫要不要花錢買一篇5分區的論文，中介給他發的價目表上，3分期刊2萬元，5分期刊5萬元，包括再加30%風險金。師哥說他鄙視造假，可導師的要求是“無sci不得畢業”，而實驗室的儀器排隊到明年。那時林舟還勸師哥再等等，可現在他才明白，在這套績效至上的體系里，造假有時成了一種“理性選擇”，一種無奈的自我異化。
上午十點，林舟去圖書館查資料，意外撞見了正在整理書籍的李建明老教授。老教授面前擺著一摞舊期刊，其中一本1995年的《學術研究》上，刊登著陳銘導師的論文，標題是《論知識的公共性》。
“小林啊，你看看這篇論文，”老教授感慨地說道，“當年陳老師可是花費了整整三年的時間，親自去做田野調查啊！他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歷經千辛萬苦，才最終寫出了這三萬字的論文。”說著，老教授用手指了指論文末尾的參考文獻，仿佛那上面的每一行字都承載著陳老師的心血。
“那時候可不像現在，”老教授繼續說道，“那時候根本就沒有影響因子這個說法，大家評價一篇論文的好壞，完全是看它的學術價值。學者們做研究，純粹是為了探索真理，而不是為了什么績效或者其他的東西。”
林舟好奇地翻開了那本期刊，一眼就看到了論文的署名――只有陳銘導師一個人的名字。他接著往下看，在引部分，陳銘導師寫道：“學術的真諦，在于對未知的敬畏與探索，而非對指標的迎合。”這句話如同一道閃電，擊中了林舟的內心。
林舟突然想起，在陳銘導師的辦公室里，書架上也擺放著這本期刊。那本期刊的扉頁上，有陳銘導師親手題寫的四個字――“守心致遠”。然而，如今這四個字已經被厚厚的灰塵所覆蓋，仿佛它們也在默默地訴說著時光的流逝和世事的變遷。
“現在可真是不一樣了啊。”老教授無奈地嘆了口氣，“昨天我去參加系里的學術會議，那些年輕的教師們討論的話題，根本就不是研究本身，而是怎么去蹭熱點、怎么提高引用率、怎么申請更多的‘帽子’。學術研究似乎已經變成了一種功利性的行為，而不再是對真理的追求。”有個剛留校的博士告訴我，他一年要寫八份標書，改十幾次申報材料，根本沒時間靜下心看文獻。”
正說著，圖書館的電視里播放著一則新聞：某企業與高校合作，引進一位“杰青”人才，企業獲得了巨額稅收減免，高校拿到了科研經費，雙方皆大歡喜。老教授搖搖頭：“你看，這就是全民共謀。企業愛‘帽子’，因為能換來減稅；媒體愛‘影響因子’，因為能換來10萬+；學生愛‘985’，因為能換來起薪翻倍；家長愛‘雙一流’，因為能換來面子光鮮。我們一邊痛罵‘唯論文’，一邊在簡歷里寫‘發表sci5篇’；一邊嘲笑‘學閥’，一邊考研時拼命打聽‘導師是誰’。”
林舟想起自己考研時，父母反復叮囑他一定要選一位有“帽子”的導師，說這樣畢業后好找工作。他也確實這么做了，報名前特意打聽了張慎行的學術頭銜和項目經費。那時他覺得這事“理性選擇”，現在才明白，自己也是這場系統潰敗的共謀者。
新聞播完后，電視里開始播放高校招聘廣告，某“雙一流”大學的招聘要求里明確寫著：“近三年以第一作者發表高水平論文3篇以上，有國家級項目者優先。”林舟看著屏幕上的文字，突然想起陳銘說的話：“系統之所以堅固，是因為它滿足了所有人的短期利益。校長要排名，處長要績效，老師要經費，學生要文憑，大家都在搭便車，沒人愿意下車，最后列車只能駛向深淵。”
下午兩點，陽光透過窗戶灑在實驗室的桌子上，林舟推開門，看到蘇曉雨正趴在桌上，肩膀微微顫抖著，顯然是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