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職稱評聘：時間、資源賽跑的攻堅戰

“今年正高評審結果出來了，還是沒我。”文學院的周明教授捏著手機，指尖泛白。這是他第三次沖擊正高職稱，47歲的年紀，鬢角已爬滿銀絲，書架上堆著厚厚的課題申報書和論文手稿，可“教授”前面那頂“正高”的帽子，依舊遙不可及。在大學里，評上正高絕非易事，它像一座陡峭的山峰，無數教授背著科研、教學的重擔，在山間艱難跋涉，不少人走了十年甚至更久，仍未抵達山頂。

大學評正高，首先難在“名額的僧多粥少”。和中學不同，大學雖有正高崗位，但競爭激烈程度遠超想象。重點高校的正高比例通常控制在教師總數的15%以內，普通本科院校也多在10%左右，而雙一流高校的熱門學科，比如計算機、臨床醫學等，正高名額更是“一票難求”。

理學院的***教授深有體會。他們學院有60多名教師，每年正高名額最多2個，去年申報的就有8人，其中不乏主持過省級課題、發表過多篇sci論文的資深教授。“我們學院有位老教授，55歲了，連續五年申報正高，每次都卡在最后一輪。去年評審結束后，他在辦公室里坐了一下午，說‘可能這輩子都評不上了’，聽得我們心里發酸。”***說，名額少還不算，有些學科還會受“崗位飽和”限制，比如某師范大學的歷史學專業，正高教師已占比20%，近幾年幾乎沒新增名額，年輕教授只能“排隊等退休”。

比名額更難的，是“科研成果的高門檻”。大學評正高，省部級課題早已是“基礎配置”，國家級課題才是“硬通貨”――要么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簡稱“國社科”），要么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簡稱“國家科”），而且必須是已結題項目，參評人還得是主持人或核心參與人（通常要求前兩位）。這對大學教授來說，簡直是“一場持久戰”。

文學院的周明教授，為了拿中國家社科課題，前前后后準備了五年。第一次申報時，他選的“近代白話小說語研究”課題，評審意見說“研究范圍過窄，創新不足”；第二次調整方向，聚焦“新媒體時代文學傳播研究”，又因“實證數據不足”被駁回；第三次，他帶著團隊跑了六個省市的圖書館，收集了近百年的報刊資料，還做了2000份問卷調查，熬夜修改申報書12版，才終于拿到中國社科青年項目。可課題結題更難：三年里，他既要給本科生上“中國現代文學史”，帶4個研究生，還要擠出時間寫研究報告，經常凌晨兩三點還在電腦前核對數據。“有次為了趕結題報告，我連續熬了三個通宵，最后直接在辦公室暈倒了，被同事送到醫院輸液。”周明苦笑著說，即便這樣，結題時仍有評委提出“部分案例分析不夠深入”，他又花了兩個月補充研究，才勉強通過。

論文要求更是“壓得人喘不過氣”。文科教授需要發表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或國內頂刊，理科教授則得靠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而且影響因子（if）有明確標準，雙一流高校要求if≥5，普通本科院校也得≥3，有些學科還要求“至少一篇頂刊論文”。

理學院的李娜教授，研究方向是納米材料，為了發一篇if=6的sci論文，她和團隊在實驗室泡了整整兩年。實驗初期，合成的納米顆粒總是達不到預期尺寸，她帶著研究生反復調整溫度、壓力參數，光是失敗的樣品就裝了十幾個箱子。好不容易做出合格樣品，數據分析又出了問題，她專程去上海交大找專家請教，來回跑了四趟，才解決技術難題。論文寫好后，投給國際期刊《納米快報》，又經歷了三輪審稿，評委提出了23條修改意見，她逐條修改，光回復信就寫了5000多字。“收到錄用通知那天，我在實驗室哭了，不是因為高興，是覺得太委屈了，這兩年沒睡過一個安穩覺。”李娜說。

更讓教授們頭疼的，是“學術影響力的隱形要求”。評正高不只是看成果數量，還要看同行認可度――比如是否擔任國家級學會理事、是否主持學術會議、是否有國外高校訪學經歷，甚至是否有橫向課題（企業合作項目）的轉化成果。這些要求，對缺乏資源的普通教授來說，如同“空中樓閣”。

商學院的王浩教授，教學口碑極好，還主持過一項中國國家社科課題，發表了3篇ssci論文，可連續兩次評正高都沒通過。評審反饋說“學術影響力不足”――他沒主持過全國性學術會議，也沒海外訪學經歷。為了彌補短板，王浩主動聯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申請訪學名額，光推薦信就寫了8封，還自費承擔了10萬元生活費。訪學期間，他既要聽課、參加學術研討，還要遠程指導國內研究生，每天只睡4個小時。回國后，他又牽頭舉辦“中國企業管理創新論壇”，拉贊助、邀請專家、安排議程，忙得腳不沾地。“為了評正高，我把家里的積蓄都快花光了，還欠了朋友不少人情。”王浩無奈地說。

最讓教授們寒心的，是“資源傾斜下的公平缺失”。大學里的院領導、校領導，往往手握更多資源――更容易拿到國家級課題的“推薦名額”，發表論文能通過“學術人脈”走捷徑，甚至能以“項目指導者”的名義掛名核心成果，擠占普通教授的名額。

某醫學院的副院長趙剛，去年申報正高時，材料里寫著“主持過自科課題1項、發表sci論文5篇（if總和28）”，可醫學院的教授們都知道，趙剛每天忙著開會、接待、跑行政，很少進實驗室。有年輕教授透露：“他的國自科課題，其實是下面的副教授牽頭做的，他就掛了個主持人的名；論文也是研究生寫好后，他加上通訊作者的名字。去年他的課時量才20學時，連規定標準的三分之一都不到，卻憑著‘領導身份’通過了初評。”雖然最后因“學術成果真實性存疑”被舉報，評審資格被取消，但這樣的案例，還是讓普通教授們倍感無力。

周明教授今年又提交了正高申報材料，他的國社科課題順利結題，還發表了2篇ssci論文，甚至主動申請去鄉村中學做“文學普及講座”，彌補學術影響力的短板。“我知道很難，但我還想再試一次。”他指著書架上的教案說，“我教了20年書，帶了30多個研究生，不只是想要個正高頭銜，更想讓自己的學術成果被認可，讓學生覺得‘跟著周老師做研究，值’。”

大學教授評正高，難在名額的激烈競爭，難在科研成果的嚴苛標準，難在學術影響力的隱形門檻，更難在資源傾斜下的公平困境。無數像周明、李娜、王浩這樣的教授，在教學與科研的夾縫中掙扎，在一次次失敗后仍選擇堅持。希望有一天，評正高的制度能更貼合大學教授的實際――少一些“唯課題、唯論文”的硬指標，多一些對教學質量、學術情懷的考量，讓真正潛心治學、熱愛教育的教授，能跨過這座“高山”，收獲應有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