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學術界，行政職務已經成為獲取資源的關鍵跳板。以省社科基金評審為例，有行政職務的申報人獲批率高達42%，而普通教師的獲批率僅為18%，前者是后者的2.3倍。這一數據充分說明了行政職務在資源獲取方面所具有的巨大優勢。

正是因為如此，雙非高校的老師們才會拼命地去競爭院長、副院長等職位。一旦擁有了官職，他們不僅能夠結識更多的人脈，還可以在課題申報和論文發表等方面進行資源交換。此外，他們還可以指揮年輕老師為自己“打工”，開展課題研究，從而壟斷教材撰寫、優質課程評比等重要資源。更重要的是，在職稱評定中，他們也能夠掌握一定的話語權。

一位青年教師無奈地表示：“回國進入高校后，想要在學術道路上有所發展，基本上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自己組建課題組，獨立開展研究工作；要么加入院士或校、院領導的團隊，借助他們的影響力和資源來推動自己的研究。對于初出茅廬的青年學者來說，如果沒有‘大佬’的支持，想要申請高級別基金項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資源壟斷所帶來的后果便是學術領域的“近親繁殖”現象愈發嚴重。我校數理學院的孫副研究員，經過對近9萬篇論文的深入剖析后，驚人地發現學術成就竟然呈現出一種明顯的繼承模式。也就是說，那些有著高成就導師的學生，在學術界更容易得到認可和贊譽。

然而，對于那些沒有“師門”背景的普通博士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即便像宋老師這樣畢業于名校的優秀人才，也難以避免面臨“共用實驗室”的尷尬局面。在資源競爭激烈的學術環境中，他們往往會在這場爭奪戰中屢屢受挫，處于劣勢地位。

更荒誕的是，學歷門檻與實際需求的嚴重脫節。一位學物理的博士被安排教授自己從未學過的《計算機原理》，在課堂上不得不與學生“一起學習”。這種安排背后是高校招聘的“學歷通脹”：當100個博士競爭10個崗位時，學校自然會抬高門檻，即便招聘需求只是教好一門基礎課。這種做法不僅浪費資源，更導致教學質量下降，青年教師被迫把有限精力投入科研，對教學敷衍了事，形成“科研不精、教學不專”的雙輸局面。

“非升即走”制度的初衷是打破“鐵飯碗”，激發學術活力，但在部分高校已異化為“科研生產總值”的競逐工具。我校以“特聘研究員”“師資博士后”等名義6年引進300余人，最終留下的只是極少數。學校二級學院每年新進博士二三十名，但晉升副高的名額僅兩三個。這種“量進量出”的做法，讓許多青年學者人到中年還要面臨二次求職的困境。

淘汰壓力不僅來自高更來自標準的不確定性。有的高校“臨時漲價”，中途改變聘期前約定的晉升標準，讓教師永遠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才能達標。宋老師在自殺前幾個月出現嗜睡癥狀，時常在晚上起來工作，有近一個月不怎么出門，也不能按時吃飯。他曾念叨著“腦子一片空白，寫不出來”“來不及了”，這些話語道出了無數青年教師在感性deadlines前的絕望。

面對這種困境，有人選擇離開。秦老師從預聘副教授崗位離職后轉行做了心理醫生，他坦：“與其說打倒我的是‘非升即走’，倒不如說是一種絕望與挫敗的感受。七年里我像西西弗斯推著石頭，永遠達不到山頂的指標。”現在的他雖然暫時沒有收入，卻找回了“學習的興奮和好奇”。袁老師從副研究員崗位離職后，進入大廠醫療部門，不僅拿到4000多萬元的訂單，還與國家癌癥中心合作在《柳葉刀》發表論文，證明“在企業同樣可以做好科研”。張老師在賠付14萬元違約金后自主創業，為高校教師搭建交流平臺，她說：“外面的世界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也有人在體制內找到突圍之路。我校“90后”葉博士入職不到4年，就通過戰略性人才職稱評審制度從助理教授破格晉升為教授。她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將生物育種經濟研究寫進《科學》雜志，取得中國農林經濟管理學科的歷史突破。這種破格晉升得益于學校人事評價改革，為真正有潛力的青年學者開辟了快速通道。我校推行的教學專長型職稱評審政策，也讓專注課堂教學的教師能憑借教學業績晉升，打破了“唯科研”的單一評價體系。

更多人仍在堅守與妥協中掙扎。某醫科大學的青年教師為發表高影響因子論文，將本科一次完成的臨床研究拆分為3篇短文分別投向不同期刊，導致論文平均被引率下降21%，卻換來了職稱晉升。某師范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師為晉升副教授，人均發表cssci論文9.3篇，是十年前的3.1倍，導致“一稿多投”現象查處率五年上升47%。這些數字背后，是一代青年學者在學術理想與生存壓力間的艱難抉擇。

2024年，多所高校在人才招聘公告中明確提出無“非升即走”要求，引發廣泛關注。這種轉變并非回到“大鍋飯”，而是對制度異化的集體糾偏。改革方向包括：評價標準從“唯成果”轉向“多維度”，讓課堂質量與論文質量同登天平；聘任期內從“一考定去留”轉向“全過程護航”，提供足額啟動經費和中期診斷；考核結果從“學校獨斷”轉向“陽光申訴”，建立多元評聘體系；完善離職教師的社會保障托底。

這些改革回應了學術界的深層需求。我校人事處姜處長建議，應“破立結合”推進教師評價改革，突出教書育人導向，實行多維綜合評價，注重創新能力、質量、實效和貢獻。更重要的是，要遵循人才成長規律，世界知名學者從大學畢業到嶄露頭角平均用時7.4年，從嶄露頭角到代表作問世平均需要13.7年，遠長于現今多數高校6年的準聘期。

對青年學者而，打破思維邊界同樣重要。正如從學術界轉型工業界的袁教授所說：“最重要的還是審慎思考、遵從內心。到底是喜歡科研本身，還是在乎‘教授’‘杰青’的帽子？”當學術評價不再是“數豆子”游戲，當高校不再是唯一的科研陣地，當“把知識本身當成最終產品”的第三條路被打通，宋凱們或許能找回做研究的初心。

清晨，陽光透過窗戶灑在實驗室的地板上，形成一片片金色的光斑。新一代的青年教師站在黑板前，手中的粉筆在黑板上沙沙作響，他正在寫下一行字：“學術應服務于人”。

與此同時，窗外的招聘海報上，張老師團隊的“高校教師交流平臺”正在招募新成員。海報上的文字簡潔明了，吸引著眾多有志于學術研究的年輕人。

而在遠方的教學樓里，葉老師正在給本科生上《計量經濟學》。她的聲音清晰而有力，學生們專注地聽講，不時舉手提問。在葉老師的課程表旁邊，貼著屠呦呦的名：“青蒿素研究是中醫給世界的禮物，科研需要腳踏實地。”

這些場景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充滿希望的圖景。當學術生態回歸理性，當評價體系尊重規律，青年教師們才能從生存焦慮中解脫出來，真正投身于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劍”的原創研究。

在這樣的環境下，學術不再是為了追求名利，而是為了服務人類，為社會的進步貢獻力量。青年教師們可以心無旁騖地專注于自己的研究，探索未知的領域，為解決實際問題提供創新的思路和方法。

同時，高校教師交流平臺的存在也為青年教師們提供了一個互相學習、交流和合作的機會。通過與其他優秀教師的互動，他們能夠拓寬視野，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共同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

而屠呦呦的名則提醒著每一位青年教師，科研之路需要腳踏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只有通過不懈的努力和堅持，才能取得真正有價值的成果。

在這個充滿希望的圖景中，青年教師們將肩負起學術的重任，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華，為人類的知識寶庫增添新的財富。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