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學校園里，35歲左右的青年教師無疑是中堅力量。他們剛剛經歷了一場激烈的競爭，通過層層選拔，才得以進入大學擔任任課教師。然而，當他們終于實現這個目標時，往往已經接近30歲了。

隨之而來的，是每年一次的年終考核。這不僅是對他們教學能力的檢驗，更是對他們綜合素質的全面評估。每年，他們需要完成一定數量的教學課時，不能出現任何教學事故。此外，學生的評價和巡查組的打分也會對他們的考核結果產生重要影響。

除了教學工作，科研任務也是青年教師面臨的一大挑戰。他們需要完成分解的科研工作量，如果未能按時完成，就只能去請求他人幫忙借項完成。而每年的國家基金和省基金項目更是必須申報，只有成功獲批，他們才能稍稍松一口氣。

然而，縱向課題的申報往往受到限制，沒有關系或大腕的推薦背書，一般很難成功。相比之下，橫向課題則要求更高，因為企業出資通常希望能夠在短期內看到明顯的效果。

此外，論文的撰寫也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發表周期較長，往往需要排隊等待，這也給青年教師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畢竟，如果沒有足夠的論文發表，他們又如何能夠評上職稱呢？而職稱的晉升對于獲取更多的項目和人脈資源至關重要。

最后，青年教師還需要花費時間處理戀愛、婚姻和家庭等問題。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之余，要兼顧個人生活并非易事。

綜上所述，35歲左右的青年教師在大學里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不僅要應對繁重的教學和科研任務，還要面對各種考核和競爭。同時，他們也需要在個人生活和職業發展之間找到平衡。

十一過后的一天，材料學院的宋老師急匆匆地走進了我的辦公室。他的臉上寫滿了焦慮和無奈，一見到我便開門見山地請求我幫忙找一位富裕的科研大戶，為他分配20萬元的科研工作量。

宋老師向我訴苦道，他每天都過得像打仗一樣，絲毫不敢有半點松懈。他告訴我，我們學校可是一所“211”高校，今年的職稱評審條例對副教授晉升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近五年發表scissci論文不少于5篇，其中中科院1區論文至少2篇”。

盡管宋老師擁有著北京理工大學碩士和加拿大ubc博士這樣光鮮的學歷背景，但他連續兩次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都以失敗告終。而明年對于他來說，是評副高職稱的關鍵時期，如果再不能成功評上，按照學校的相關政策，他恐怕就只能黯然離開這里了。

宋老師所講述的故事絕非個例，而是一個令人痛心的普遍現象。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從1992年到2022年，已有超過100名高校科研人員因不堪學術壓力和抑郁癥的折磨，最終選擇了以極端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些數字背后，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現實：“非升即走”制度猶如一把高懸在青年教師頭頂的鍘刀，六年的大限讓他們時刻感受到被淘汰的恐懼。與此同時，50多個海歸博士為了爭搶一個清華北大的講師崗位，展開了激烈而殘酷的競爭。這種競爭的激烈程度，讓人不禁感嘆學術道路的艱難。

更為荒誕的是，學術評價體系已經異化為一場“數字游戲”。科研成果不再以其實際價值和貢獻來衡量，而是被簡單地歸結為一系列冷冰冰的數字指標。這種異化使得科研人員們不得不為了追求這些數字而疲于奔命，忽略了學術研究本身的意義和價值。

我翻看了學校的考核規定顯示，“專任教師無科研任務和成果者，其當年年度考核不得被確定為優秀等次；聘期期滿的年度科研條件基本達到或達不到標準者，其當年年度考核確定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等次”。這種評價導向導致我校的預聘教師平均每周工作72小時，其中40小時用于論文寫作，22小時用于課題申報，僅剩10小時用于教學。教學成了最不重要的“副業”，正如宋老師坦：“一學期上兩門專業課的評分，不如發表一篇c刊論文。”

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陳副教授指出，當代學術評價存在三大表征：以簡單的量化指標評價復雜的學術價值；以階段性的表現衡量穩健性的學術聲譽；以靜態的科學主義替代動態的科學精神并成為唯一標準。這種“平庸之惡”誘使學者追逐短期效應，導致學術發展缺乏長期深度累積，難以實現真正的創新。當評價體系只看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高校的年輕老師們被迫把“十年磨一劍”的基礎研究變成“短平快”的碎片產出，學術初心在考核壓力下逐漸異化。

為此，我們學校的科發院、教務處、學科辦等多個部門積極行動起來。他們專門組織了與各學院老師的座談會，旨在深入了解老師們的想法和意見。

在座談會上，老師們熱情高漲，紛紛踴躍發。他們詳細地闡述了各自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并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和改進措施。這些問題涵蓋了教學質量、科研資源分配、學術評價體系等多個方面，反映出老師們對于學校教育事業的高度關注和責任感。

面對老師們的積極反饋，各部門負責人認真傾聽，詳細記錄。他們表示將認真梳理這些意見和建議，并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著手在考評制度上進行改革創新。通過改革，希望能夠更好地激發老師們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提高教學質量和科研水平，為學校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通過深入調研，我們驚訝地發現，在學術資源分配的金字塔結構中，青年教師竟然處于最底層，宛如被遺忘的角落。這一現象令人深感憂慮。

省教育廳的數據更是讓人瞠目結舌：主持國家級課題的教授，平均能夠獲得高達420萬元的科研經費，這個數字是省部級課題主持人的4.3倍！如此巨大的差距，無疑給學者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誘惑，迫使他們紛紛涌向所謂的“熱門領域”。

以人工智能和碳中和等領域為例，國家課題的申報量在短短三年內竟然增長了280%，而傳統基礎學科，如理論物理和古典文學，其申報量卻下降了39%。這種資源的過度集中，導致了學術研究的不平衡發展，一些原本重要的領域逐漸被邊緣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資源的集中并非均勻分布，而是被少數所謂的“大佬”所掌控。我校的某“長江學者”團隊，竟然同時主持著5項國家級課題，占用了全校31%的科研編制。這意味著其他教師的資源被嚴重擠壓，尤其是那些40歲以下的青年教授，他們中有62%的人從未主持過任何省部級以上的課題，面臨著巨大的發展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