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三個指標分給了兩位資深教授和一個有企業合作基礎的團隊。張啟明走出會議室時，天已經黑了，冷風一吹，他才發現自己的襯衫后背全濕了。回到家，妻子見他臉色不好，沒敢問，只是把溫好的飯端到他面前。他扒了兩口飯，突然想起自己這個月的績效，因為上個月有個橫向項目的經費沒到賬，科研工作量差了5分，績效被扣了1200塊，而房貸每個月要還4800，孩子的奶粉錢還要2000。“再熬熬，等國青基結果出來就好了。”他安慰自己，可心里卻沒底。

就在張啟明為項目申報熬夜時，我也剛從省科技廳高新處回來。晚上八點多，我坐在辦公室里，揉著發脹的太陽穴，桌上攤著一疊申報指標表。作為科技處項目管理科的科長，我的“戰場”不在教研室，而在政府部門、企業和學校之間的“橋梁”上。每年年初，我就要開始“跑資源”――去科技部、科技廳、工信廳、市科技局等部門打聽申報信息，爭取更多的指標；申報季時，要陪老師去企業“站臺”，幫他們對接需求；還要組織校內pk預審會，篩選出最有競爭力的項目。

“陳科長，明年‘人工智能專項’的指標能多給我們學校一個不？”下午在省科技廳，我跟高新處的王處長磨了半天。王處長笑著說：“你們學校今年的中標率已經很高了，再要指標，其他學校該有意見了。”我趕緊遞上一份材料：“您看，我們學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實驗室，引進了三位長江學者，還有五個團隊在做相關研究，實力比去年強多了，多給一個指標，說不定能多出一個國家級項目呢。”王處長翻了翻材料，沒立刻答應：“我再看看，下周給你答復。”

從科技廳出來，我又去了一家汽車制造企業，機械學院的陳教授有個“汽車零部件智能檢測”項目，想和這家企業合作申報橫向項目。陳教授技術過硬，但不擅長和企業打交道，上次談的時候，企業負責人覺得項目周期太長，不太愿意合作。這次我提前做了功課，了解到企業最近在趕生產線升級，急需檢測技術支持，于是我幫陳教授調整了項目方案，把周期從18個月縮短到12個月，還承諾學校可派研究生駐廠服務。

“我們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術，不是實驗室里的成果。”企業負責人直。我笑著說：“陳教授的團隊已經做了三次小試，檢測準確率能達到98%，駐廠后還能根據生產線情況調整算法，保證三個月內就能試運行。”我邊說邊拿出調試報告，又給負責人算了一筆賬：“用上這個檢測系統，每條生產線每年能減少50萬的廢品損失，兩年就能收回成本。”負責人被說動了，當場拍板：“行，我們先簽個意向協議，下周再細談。”

回到學校時，已經快七點了。我還沒來得及吃晚飯，就接到了程處長的電話：“明天上午九點開‘省重點研發計劃’校內預審會，你安排一下，評委要選懂技術又懂政策的，別出岔子。”掛了電話，我趕緊給幾位評委發消息確認時間，又把12份申報材料整理好，每份材料上都貼了便簽，標注出項目的創新點、風險點和建議。

第二天的預審會開得很激烈。有個“新能源電池回收”項目，評委們分成了兩派：一派覺得項目創新度高，符合國家政策方向；另一派覺得技術不成熟，回收效率不如現有技術。“現在的回收技術只能提取50%的鋰，我們的技術能提到80%，這就是創新！”項目負責人急得站起來反駁。“可你們的中試數據只有三組，樣本量太小，說服力不夠。”一位評委毫不退讓。我趕緊打圓場：“要不這樣，讓團隊補充中試數據，下周再復評，大家看怎么樣？”兩邊都點了點頭，這場“爭論”才算平息。

預審會結束后，我留下了幾個落選的老師。“這次沒選上別灰心，”我拍著一位年輕老師的肩膀，“你的項目方向很好，就是申報書里的應用前景寫得太籠統了，下次可以多找幾家企業聊聊，把市場需求寫具體點。”年輕老師紅著眼眶說：“鹿科長，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還差30分，要是沒項目，績效就全沒了。”我嘆了一口氣，從抽屜里拿出一份企業名單：“這幾家企業最近有技術需求，你可以聯系看看，說不定能談個橫向項目。”

科研處的工作就像“走鋼絲”，一邊要滿足政府部門的要求，一邊要幫老師爭取資源，還要完成學校的任務指標。每年年初，學校都會給科研處定目標：今年縱向項目立項數要增長15%，橫向項目經費要突破8000萬，成果轉化要完成50項以上。完成了有獎勵，沒完成就要扣科室績效，還要在全處大會上做檢討。“就像一條鞭子，天天抽著你往前跑。”我常跟同事這樣說。

去年，因為“人工智能專項”的指標沒爭取到，學校的縱向項目立項數只增長了10%，沒達到目標。年底評績效時，科室每個人的獎金都扣了20%，辦公室里的氛圍壓抑了好幾天。那段時間，我天天往省科技廳跑，甚至等過王處長下班，在停車場跟他聊了半個多小時。“今年總算把指標爭回來了，不然又要挨批。”我笑著說，眼里卻有掩不住的疲憊。

3月的一天，國青基立項結果公布了。張啟明早上七點就醒了，手拿著手機，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官網。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立項名單”里時，他愣了幾秒，然后突然跳了起來，大喊：“中了！我中了！”妻子被他嚇了一跳，孩子揉著眼睛問：“爸爸，什么中了？”張啟明抱起孩子，在他臉上親了一口：“爸爸的項目中了，以后能多陪你玩了。”

他第一時間給李教授發了消息：“李老師，謝謝您，我的國青基中了！”又給我發了條短信：“鹿鳴科長，麻煩您幫忙走一下立項流程，辛苦您了。”沒過多久，我回復：“恭喜！流程我已經安排了，下周就能簽合同。”

那天下午，張啟明去科研處送材料，正好碰到我。我笑著說：“聽說你中了國青基，不錯啊，以后繼續加油。”張啟明不好意思地說：“多虧了您上次幫我對接的企業，讓我補充了研究基礎。”我擺了擺手：“都是應該的，你們老師能拿到項目，我們的工作就沒白做。”

走出科研處辦公樓，張啟明抬頭看了看天，陽光正好，春風吹在臉上暖暖的。他想起自己改了12遍的申報書，想起pk時的緊張，想起那些熬夜的夜晚，突然覺得一切都值了。而在科研處的辦公室里，我正對著“省重點研發計劃”的立項名單微笑，經過復評補充數據的那個“新能源電池回收”項目，也中了。桌上的咖啡冒著熱氣，窗外的玉蘭花正開得熱鬧。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沒有槍林彈雨，卻有無數個為了夢想和責任奮斗的身影。老師為了職稱晉級、實現科研理想而拼搏，管理人員為了爭取資源、推動學校發展而奔波。他們或許有壓力、有焦慮、有挫折，但當項目立項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成就感。而這條“績效鞭子”，看似無情，卻推著學校的科研一步一步向前走，也推著每一個參與者在成長的路上不斷前行。就像張啟明在日記里寫的：“這場戰爭，我們不是為了打敗誰，而是為了成為更好的自己，為了給學生、給學校、給社會多做點事。”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