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學新校區東北角，一棟掛著領航者航空動力研究所牌子的新建紅磚樓，成了校園里最神秘也最忙碌的地方。

這里是領航者公司直接投建的核心實驗室之一，晝夜燈火通明。

實驗室里混雜著英語和德語的口令聲。

主導研究的，是兩位風格迥異的歐洲專家。

前德國容克飛機公司的工程師沃納·施密特，他因不滿國內軍方對技術的粗暴干涉而接受了遠東亞州的邀請。

英國方面則是曾在索普威斯公司工作過的設計師亞瑟·肖，他帶著對本國官僚體系效率低下的失望而來。

他們面前，攤開著歐洲戰場上最活躍的幾種戰機圖紙：

德國信天翁和福克dr.i，英國和索普威斯駱駝式。

這些圖紙是領航者公司通過特殊貿易渠道，花費重金和某些手段才弄到手的寶貴資料。

“看這架，”施密特敲著信天翁的圖紙，語調帶著日耳曼式的嚴謹，“它用的奔馳發動機很強勁，能在五千米以上高度保持穩定輸出。它的機翼設計讓它在高空像鳥兒一樣平穩，這是優勢。”

他說的信天翁，是目前西線德軍的主力戰機之一，能在近二十分鐘內爬升到五千米高度。

肖則把駱駝式的圖紙往前一推，語氣急促：

“平穩？沃納，空戰是獵狐，不是巡航！看看我的駱駝，它裝備的克萊格發動機轉速極快，加上短小的機身和靈敏的副翼，它能在三秒內完成一個滿舵轉向！很多德國新手第一次遇見它，還沒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咬住了尾巴。”

他提到的駱駝式，以其驚人的盤旋能力和有時過于靈敏、甚至讓新手失控的操控性而聞名。

實驗室中央的木架上，固定著一個按比例縮小的新機型木質模型。

它的機翼形狀既不像信天翁那樣平直，也不像駱駝那樣短粗，呈現出一種獨特的、略帶后掠的流線型。

“問題在于，”施密特指著模型，“我們要怎么把德國引擎的高空耐力，和英國引擎的瞬間爆發力結合起來？這不僅僅是把兩臺發動機塞進去那么簡單。”

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

現有的優秀發動機，如德國那臺能穩定輸出180匹馬力的大家伙，確實能保證飛機在五千米、甚至六千米的稀薄空氣中穩定飛行，但重量較大。

而英國那臺能爆發出近200匹馬力、讓飛機異常靈敏的引擎，在高空卻容易因氧氣不足而功率驟降。

肖拿著計算尺，在紙上飛快地劃著：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平衡。沃納，你看，如果我們借鑒駱駝式的氣動布局，但適當加長機翼，同時參考信天翁的翼型進行強化，是不是能在不失靈活性的前提下，獲得更好的高速俯沖穩定性？”

他追求的，是一種既能像駱駝式那樣在三秒內完成急轉，又能在高速俯沖時保持機身穩定、不解體的機體。

實驗室一角，幾名中國助手正在一臺由德國專家帶來的小型風洞前，測試著不同翼型在高速氣流中的表現。

數據被仔細記錄在表格上，成為雙方專家爭論和驗證的依據。

研究在圖紙、計算尺的摩擦聲和偶爾激烈的討論中一步步推進。

他們要創造的，是一種能輕松攀升到六千米以上高空、擁有超越駱駝式的敏捷、同時又能讓飛行員在激烈格斗中放心操縱而不必擔心失控的新一代戰機。

在這個歐洲戰場上的飛機最高時速還徘徊在兩百公里左右的年代，這個隱藏在山西大學校區的實驗室里，正悄然孕育著下一次空戰革命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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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斗機研究緊鑼密鼓推進的同時，校區西北角一片新劃出的廣闊場地上，另一個更為龐大的項目正悄然成型。

這里隸屬于重載航空研究所，目標直指當代航空技術的另一座高峰——大型貨運飛艇。

主持此項工作的，是兩位背景截然不同的專家。

一位是來自德國齊柏林公司的前資深工程師，埃里希·馮·霍恩海姆博士，他因戰爭后期資源緊縮導致其設計的客運飛艇項目被無限期擱置而深感失望。

另一位則是英國維克斯公司曾參與過“r100”系列飛艇設計的結構工程師，大衛·柯林斯，他同樣帶著未竟的抱負跨海而來。

研究所主樓內，一個長度超過十米的精致飛艇模型懸吊在大廳中央，流線型的銀色身軀在從高窗射入的光線下熠熠生輝。周圍墻上掛滿了巨大的設計圖紙，上面布滿了德文和英文的標注。

“齊柏林lz104，非洲飛船，”霍恩海姆博士用指節敲著一幅泛黃的圖紙，語氣中帶著復雜的感情，“她證明了我們能夠將超過十四噸的物資運送到數千公里之外。但她的結構還是太脆弱了，而且依賴昂貴的氫氣。”

他提到的lz104，是德國在戰爭末期為支援東非殖民地而建造的巨型飛艇，曾創下當時不間斷飛行的世界紀錄。

柯林斯則站在一幅他自己繪制的全新結構圖前，目光銳利：

“埃里希，過去的榮耀值得尊敬，但我們要超越它。看這里，”

他的鉛筆點在新設計的龍骨結構節點上，“借鑒齊柏林的全金屬鏤空三角形主龍骨理念，但我們在關鍵承扭部位引入交叉纜索和新型合金加固件。目標很明確：在保持甚至提升結構強度的前提下，盡可能減輕每一克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