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番對山西糧倉與教育改革的報道，引發了關于治國根基與人才之本的大討論。

《申報》記者沈文翰的筆觸，此次則探向了關乎民生疾苦與商業脈搏的另一個關鍵領域——賦稅與商業環境。

他意圖厘清一個在外界看來頗有些矛盾的現象：

為何山西在大力興辦教育、擴張軍備、投入巨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民間卻未見慣常所有的怨聲載道，反而呈現出一種奇異的活力？

答案，漸漸在他對市井、商賈與官府的深入探訪中浮出水面。

這日，沈文翰來到太原新城內日益繁華的商業街市。

不同于其他省份城市常見的稅卡林立、胥吏擾民景象，這里的街面秩序井然，商鋪招牌簇新，貨物流轉頻繁。

他信步走入一家經營南貨的商號，與掌柜攀談起來。

“生意可還興隆？這稅賦一道，可覺沉重？”沈文翰試探著問。

那掌柜是位精干的寧波人，聞笑道：

“記者先生是明眼人。不瞞您說，當初我來山西，也是瞧著這邊動靜大，想來碰碰運氣。待了這兩年，倒真是覺得來對了地方。”

他掰著手指頭算道，“要說這稅，山西的章程，那是頂清楚的。閻長官主政后，把從前那些數不清的厘金、雜捐、過路費，歸并的歸并，裁撤的裁撤，如今這省內的正項商稅，主要就是一道營業稅，按營業額的一定比例繳納，簡單明白。”

“更難得的是，”掌柜壓低了聲音，帶著幾分慶幸，“在山西地盤內，貨物流通，不設關卡！我的貨從南邊進來，在邊境統交一次稅，拿了稅票，便可在這三晉大地暢行無阻，再無層層盤剝。您不知道，這省下的，可不光是那點稅錢，更是數不清的麻煩和時間！這在別處，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沈文翰心中一動。

他隨后又走訪了幾家本地經營的布莊、糧行、五金店，得到的反饋大同小異。

商人們提及最多的，便是章程清楚、雜稅少、流通便利。

一位經營潞綢的老字號東家感慨：“以往利潤，大半填了各路神仙的胃口。如今好了，賺多賺少，心里有本明白賬，能踏實盤算擴大經營。”

為了驗證這些民間說法，沈文翰設法查閱了官方公布的稅則公告，并拜訪了省財政廳的一位高級官員。

這位官員并未諱，坦然相告：“閻長官與林先生深知，竭澤而漁，不如放水養魚。以往稅目繁多，看似搜刮甚多，實則商旅困頓，稅基日益萎縮，且滋生腐敗，民怨沸騰。我山西變法，首在簡政輕稅，暢通內循環。”

他提供了確鑿的數據：

經過稅制整頓，1914年全省稅收實收約五百萬銀元，且正再收入財政銀庫的只有不到六成。

而到1915年，雖稅率總體降低，但因商業活躍、稅基擴大，稅收總額反而躍升至八百萬銀元；

1916年，根據上半年態勢，預計全年稅收將突破千萬銀元大關，甚至有望沖擊一千五百萬銀元。

“這便是我等常的減負增收之效。”官員不無自豪地總結。

沈文翰敏銳地意識到，這套體系的有效運轉，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金融血脈的暢通。

他來到晉興銀行太原總行，親眼見證了其推行的全省通存通兌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