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題目，便氣象萬千，頗為宏大。

“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而聞乎？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

這道題，看似空泛，實則暗藏機鋒。

它考驗的，是考生對于“王道”與“霸道”、“德治”與“法治”之間關系的理解。

一個不慎，便會落入空談心性，或是迷信嚴刑峻法的窠臼。

陸明淵的嘴角，卻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幾乎沒有思索，便有了破題之法。

他提筆寫道：禮樂者，國之堤壩也；政令者，渠中之流水也。

無堤壩，則洪水滔天，民無所依；無流水，則堤壩空設，田園干涸。二者，體用合一，缺一不可。

他從“體”與“用”的角度，直接點明了禮樂與政令的根本關系，立意便高出尋常答卷一籌。

隨即，他引上古三代之治，論禮樂如何從人心出發，凝聚共識，形成社會秩序的根基。

又引秦漢之變，論政令如何將這秩序具象化，成為治理國家的工具。

第二道題，則回歸到了民生根本。

“農桑所以養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

土地，是王朝的命脈。

歷朝歷代的興衰，幾乎都與土地制度的成敗息息相關。

陸明淵對此早有腹稿。

他深知，任何單一的土地制度，都無法適應大乾王朝遼闊疆域下復雜的地理與人文環境。

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土地之策，當因地制宜，不可一概而論。

“江南魚米之鄉，商貿繁盛，當行‘田骨田皮’之法，以促流轉，增其效益。”

“北方苦寒之地，地廣人稀，當行‘軍屯民墾’之策，以固邊防，養其生息……”

答完前兩題，陸明淵稍稍活動了一下手腕，目光投向了第三題。

這一題，考的是時政。

“去年，陜西行省，韃靼部入寇，掠糧草三十萬石，軍民死傷甚重。問：何以處之？”

看到這道題，陸明淵的眼神陡然變得銳利起來。

他想起了林瀚文書房里那張巨大的輿圖，想起了林瀚文指著北境邊墻時，對自己的教導。

“堵，是堵不住的。”

林瀚文當時說道，“草原如水，無孔不入。一味地修墻，一味地打仗，只會耗盡國力，卻無法根除問題。”

此刻，林瀚文的話語，仿佛就在耳邊回響。

他深吸一口氣，在紙上寫下了自己的破題思路——《論開邊市以制北虜疏》。

堵不如疏！

他開篇便直，韃靼入寇，根源在于“缺”。

草原苦寒，冬日漫長，一旦遭遇白災，牛羊凍斃，牧民便無以為生，除了南下劫掠，別無活路。

此乃生存之爭，非好戰之故。

因此，一味征伐，治標不治本。

唯有從“缺”字上做文章，方是長久之計。

他的策略，大膽而又縝密。

“開邊市，立榷場。以我朝之茶、鹽、布、鐵鍋，換其牛、羊、馬匹、皮毛。使其知，貿易之利，遠勝劫掠之功。”

“然，交易之物，須有區別。糧草、鐵器，可售，但須限量。”

“使其足食，卻不足以蓄養成軍；使其有器，卻不足以精煉兵甲。”

“以商路為韁繩，以貨物為食餌，將其牢牢拴于我大乾之側。”

“使其生計系于我，則不敢輕動刀兵。久而久之，其悍勇之氣自消，而仰我天朝之心自生。”

這篇策論，已經完全超出了一個普通考生的范疇。

它所展現出的戰略眼光和對人性、對經濟的深刻洞察，足以讓任何一位朝中大員為之動容！

第四道題，考刑法改革。

陸明淵結合自己在江蘇的見聞，針對“良賤之分”與“律法繁苛”兩大弊病，提出了“減賤籍，慎刑罰”的主張。

終于，只剩下最后一道題。

這也是整場鄉試，分量最重，難度最大的一道題。

“問：何以振我大乾國朝之經濟？”

這是一個無比宏觀，幾乎可以寫成一部專著的題目。

它可以從農、工、商任何一個角度切入，也可以從稅賦、漕運、貨幣等任何一個方面展開。

無數考生看到這道題，恐怕會頭腦發昏，不知從何下筆。

陸明淵凝視著題目，大腦飛速運轉，無數的念頭如同星辰般閃爍、碰撞。

宏觀的論述，固然能展現學識，卻容易流于空泛。

他決定，落實于具體！

以小見大，以點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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