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于豐年向信譽糧商預留倉容，若官倉不足，即可按協議價采購商糧，差價由官府補貼，調動商戶積極性。”

“再行‘分級賑濟’。

按‘極貧、次貧、一般’三等，區別對待。

極貧者免費領糧，次貧者低價購糧，一般者平價購糧。

杜絕一概而論，浪費珍稀。另設‘流動發糧點’，憑戶籍糧票領取，杜絕冒領。”

“其三，全程監督，當行‘賬冊數字化’與‘多方監督’。

官吏克扣，在于監督滯后，信息不彰。

當推‘流水賬冊’，購糧、售糧、協議、記錄，日日更新，制‘三聯賬冊’，一聯存倉，一聯上交，一聯公示于外，百姓可查。”

“再引‘從頭到尾仔細看了一遍。

盧璘寫這篇策論的核心，在于打破了大夏王朝“非官即民”的對立思維。

用后世“政企協同”的理念，構建了一個“官府、商倉、合作社”三方協作的多元體系。

既避免了官府管理的僵化與腐敗，又利用市場手段防止了商戶的純粹逐利與無序，實現了多方制衡。

同時，引入了“彈性指導價”、“分級賑濟標準”、“損耗定額”等大量可量化、可操作的后世管理工具。

讓整套方案，不再是紙面空想，而是有章可循，可以真正落地的實策。

更重要的是，兼顧了官府、農戶、糧商、百姓四方的利益，形成了一個多贏的局面。

農戶售糧能賺錢，糧商參與有利潤，百姓災年有保障，官府還能減輕管理成本和財政壓力。

仔細檢查完文章后，盧璘放下筆心中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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