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目的，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理論上完美、卻無法落地的“理想國”。而是為了讓特區更穩定，發展更可持續，民眾生活能切實改善，同時，也讓自己和整個體系的抗風險能力更強。

如果直接面對民眾是一條吃力不討好、且可能引發基層管理者抵觸和民眾不適的險路，那么，換一條路走呢？

將需要推行的政策，無論是資源管理的陽光化、身份證發放的標準細化、還是基礎民生保障的嘗試都將不再直接面向民眾宣講、要求民眾遵守，而是轉化為對“頭人”們的考核指標、資源配額或晉升籌碼。

簡單說，將“管理民眾”，轉變為“管理頭人”。

讓頭人們明白，積極配合推行新的資源備案登記，他們旗下的生意就能優先獲得特區大項目的訂單配額，他們管轄的區域就能得到更多基建撥款。

讓頭人們清楚，在他們地盤上，身份證發放如果能更透明、更按“參考標準”來，那么未來特區財政轉移支付、教育資源傾斜時，他們的份額就會增加。

甚至，可以將一些基礎民生改善，如小型醫療點設置、飲用水凈化設施安裝，作為“任務”和“資源包”下達給頭人。怎么選址，怎么動員民眾出工出力，怎么管理，由頭人自行決定。特區只負責提供部分資金、物資和技術指導，并最終驗收效果。做得好，下次有更好的項目和資源；做得不好，或者克扣太甚引發民怨，則削減配額甚至追責。

這必然會導致“跑冒滴漏”，頭人們肯定會從中截留利益。這是人性，也是現實。但是，如果一項政策，通過頭人這個“中介”去執行，最終能有60%以上的民眾真實受益，感受到變化（比如真的拿到了更合理的工傷賠償、用上了更干凈的水、孩子能進條件稍好的學校），那么，這或許比追求100%的理想執行率卻因為抵觸而寸步難行，要現實得多，也有效得多。

這不是放棄原則，而是承認現實的復雜性，尋求在現實約束下的最優解。用利益驅動頭人，再用頭人的權威和執行力去影響民眾。這或許不夠“純粹”，但可能更“管用”。就像王猛用商業利益驅動商人遵守規矩一樣，現在需要用政治和經濟利益，驅動頭人們接受并推行新的游戲規則。

而且，這套思路，或許更能被楊龍接受。因為這不僅沒有削弱頭人體系，反而在某種意義上強化了頭人作為“政策執行終端”的地位和作用，將他們的利益更緊密地與特區整體發展綁定。只要最終的大方向和關鍵紅線掌握在楊龍和自己手中，具體執行層面的“特色”和“折扣”，是可以容忍的交換代價。

關翡緩緩吐出一口濁氣，仿佛將連日來的焦慮和緊繃都吐了出去。思路一變，天地豁然開朗。他不再試圖去改造那棵老榕樹的所有根系，而是學習如何更好地為它施肥、修枝，引導它向更開闊、更穩固的方向生長，同時容忍它某些根須的虬結和陰影。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