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沒有身份證的人呢？”關翡追問。

“他們也能在特區工作、生活，但屬于‘暫住’性質。他們不能擁有不動產，孩子上學要交更高的費用或者根本進不去好的學校，生病全靠自己，沒有任何社會保障，從事的大多是底層、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而且，管委會隨時可以以‘維護穩定’為由，對沒有身份證的人群進行更嚴格的管控，甚至集體清退。”

關翡靠在椅背上，久久不語。他明白了。特區所謂的“治理”，更像是一個大型的、粗糙運轉的“公司”或“營地”。楊龍是董事長兼總經理，大小頭人是部門經理和工頭，用權威和即時的利益分配維持著基本秩序。而“特區身份證”，則是這家公司給“正式員工”的福利包和股權激勵，將個人的未來與特區的命運深度捆綁，從而換取了高度的服從和認同。那些看似不合理、人治色彩濃厚的管理方式，在“生存-發展-晉升”的簡單邏輯下，被許多人主動接受甚至擁護了，因為這比他們在外部世界面臨的混亂、貧窮和毫無希望要好得多。

這是一套基于稀缺資源和階梯式激勵的、高效的、卻也極其脆弱的統治術。它依賴于特區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福利包的不斷加碼，一旦增長停滯或福利縮水，這套系統的內在矛盾就會爆發。而且，它賦予頭人們過大的權力，缺乏制衡，腐敗和濫權幾乎不可避免。

關翡感到一陣深深的無力，又有一種冰冷的清醒。他之前設想的“正規化”、“法制化”藍圖，像是試圖給一株在巖石縫里野蠻生長、形態扭曲的灌木，強行套上溫室花卉的培育手冊。這株灌木能活下來、甚至長得茂盛，恰恰是因為它適應了巖石縫的殘酷環境，發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邏輯。

直接砍掉重栽？可能整株灌木都會死。不管不問？它可能會因為內部蛀空或風雨太大而自行折斷。

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既能逐步引導它向更健康、更可持續的形態生長，又不能立刻剝奪它現有的、賴以生存的“巖石縫生態”。

接下來的幾天，關翡沒有再去動那些堆積如山的文件。他讓李剛安排，換上普通的衣物，只帶一兩個絕對可靠的護衛，開始用腳丈量特區。

他去了特斯拉工廠外圍的工人聚居區。那里房屋密集，設施簡陋，但街道有專人打掃，有小販市場，甚至有自發組織的足球賽。工人們下班后聚在簡陋的茶館里，用帶著各地口音的緬語或中文聊天，話題多是工資、工時、家鄉，偶爾也會抱怨管理人員，但語氣中更多是對“有活干、有錢拿”的珍惜。關翡注意到，很多人的胸前或錢包里，都小心地放著那張塑封的“特區臨時居住證”（身份證的過渡形式），有人甚至用塑料膜仔細包好。

他去了一個由特區管委會直接管理的“模范新村”。這里規劃相對整齊，都是統一的二層聯排磚房，有公共水井和太陽能照明。入住這里的，都是早期跟隨楊龍、或在特區建設中立下功勞的家庭，他們持有正式的“特區居民身份證”。關翡與幾個在門口曬太陽的老人閑聊，他們話語中充滿了對楊司令和特區政府的感激，認為現在的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當關翡試探地問起如果管委會的某些決定他們覺得不公怎么辦時，老人們大多一臉茫然，或者說“司令肯定有他的道理”，或者說“找寨子里的老人去說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