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呢？”

“上海解放后，市政府采取了恢復經濟、扶持工商開業復業的政策，在工商部門和新藥業公會的調解下，大康西藥行把包括扣住的嚴廣駿的藥品等都轉為債務，以負債經營狀態復業。

復業后，王康年一度表現得非常積極，他參加了老閘區工商聯，還是大康西藥行所在大樓的居民委員會主任和肅反委員會副主任。

從復業至今，大康西藥行的經營狀況有了好轉，銷售額大約有260億，賺了一些錢，還掉了部份債務。”

蘇麗珍問道：“王康年欠了多少？”

“連本帶利大約15億。”

“西藥的利潤不低吧，260億的銷售額還沒還清15億？”

“冼太，你有所不知，王康年后來做生意也不老實，大康西藥行沒多少資金，一直在空麻袋背米，資金成本很高。而且買空賣空、以次充好，很多生意只能做到一半，不是拿不到尾款就是需要額外開支把事情擺平。”

“王康年的口碑一直不好？”

“是的。”

“口碑不好，做生意又不老實，誰還會跟他做生意？”

“公家。”

蘇麗珍輕輕頷首，“你的消息從誰那里拿到的？”

“主要是馬維善。”

蘇麗珍略作思考，“知不知道哪家西藥行的口碑比較好？”

“嚴廣駿的職業新藥口碑就不錯。”

“地址。”

“好像是東臺路278號。”

蘇麗珍拿出一本國慶節一周年紀念學習手冊，記下地址，隨即合上手冊說道：“金季藥品很在意上海這邊的出貨渠道，不容口碑有損，我需要你幫個忙。”

“冼太你吩咐。”

“董淵、王祖蕃、馬維善、夏雅倫，還有其他人，無論是誰都好，發展他們其中一個人帶頭舉報王康年。”

蘇麗珍稍稍停頓，接著說道：“馬寅初曾經發表過一次題目為《我們要發國難財的人拿出錢來收回膨脹的紙幣》的演講，痛批豪門權貴在抗戰時大發國難財。

去年11月，《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了‘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支出第三’的財經方針。

去年的軍費開支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例很高，朝鮮戰場上，因為后勤補給的原因，圍繞漢城的拉鋸戰，志愿軍逐漸陷入劣勢。

為了轉劣為優，后勤補給能力需要加強，后勤就是錢，錢從經濟來，王康年的做法既破壞內地經濟大環境，又會讓人想起馬寅初說的‘前方吃緊，后方緊吃’。”

蘇麗珍莞爾一笑，意味深長道：“王康年很適合立為反面典型，一個反面典型也會伴生出一個舉報英雄，這種英雄總能獲得一些‘典型’好處，你提前給英雄送份賀禮道喜。”

吳鴻安聽懂了蘇麗珍的意思，問道：“冼太，賀禮的預算多少？”

“1000萬，讓素錦出面辦這件事，500萬是她的車馬費。”

“明白。”

接著，蘇麗珍將刊登招聘啟事一事交給了吳鴻安，并讓他聯系一家小飯館以作測試廚子水平的場地，另跑一趟公安局報備一下，視公安局的態度，再行決定是否去居民委員會。

臨近十點半，蘇麗珍包了酒店的一輛車出門。

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口岸國營進出口公司發展迅速，工作重心更多落在對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進出口業務管理，而對資本主義國家業務及其所強調的市場經營形式，私商的業務熟悉程度特別是長期建立的海外市場聯系優勢明顯。

由于物資短缺，仰仗進口，為盡快恢復經濟，國家在整體調整工商業時，為鼓勵私商積極從業，以借助貸款、批匯等扶持性政策鼓勵私商積極開展進出口業務。

除經濟、市場因素外，相應業務關系亦與時局對應。國家初期強調運用私商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進出口業務，關鍵在于借助私商力量突破外部封鎖。

舟山未解放之前，臺灣方面的軍艦利用舟山及周邊島嶼對長江口及東部沿海地區進行武裝封鎖，限制內地貨運船只進出。

上海口岸大量進出口物資只得借助私商海外關系周轉，經天津、青島、羊城轉運進出上海港。

為彌補前期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物資的短缺，上海口岸果斷對各類進出口商戶發出“大進大出”動員令，不僅集中批發經營許可證，且在鼓勵易貨交易的同時大量核批外匯申請；

支持各業私商以結匯交易方式進行進口業務洽談，指示其務必利用一切海外關系，尋找進口物資及國內貨物出口對象，積極擴大進出口業務量。

去年下半年上海口岸完成進出口業務量出現井噴，達到上半年6倍之多。其間雖然受到《外匯分配使用暫時辦法》影響，私商不再被允許“自備外匯自主經營”，而須嚴格執行外匯申請審批制，自主開展進出口業務的能動性與靈活性有所下降。

但在整體拉升業務量政策的帶動下，進出口私商仍顯得極為活躍，市場中出現一波進出口貨物交易的小高潮。

數日之前，中蘇簽訂軍事貸款協定，以1950年10月19日志愿軍出兵抗美援朝為界，此前訂貨以全價付款，此后以半價付款。對此，蘇方的解釋是援朝應“共同負擔”，兩國各出一半的錢。

也在數日之前，sh市一屆一次工商界代表大會上，多位進出口私商及私營工廠主呈交提案，反映行業內大量在美國未完成業務結匯的訂單及資產被凍結，一些已簽訂合同的業務也被強行中斷。

習慣易貨交易形式的私商尤顯被動，出口商品在國內已大致完成采購，卻因易貨進口受阻出口風險增大，延遲出口裝運又面臨商品庫存積壓問題。

針對這一狀況，遵照華東地區進出口業務管理要求，上海口岸發出通知，宣布暫停簽發美匯區域出口許可證，并成立進口物資緊急處理行動委員會，協調商戶業務申報。

為保證對外進出口貿易不落空，對外貿易管理局與海關聯合，共同出面對私商再次進行特別動員，除要求其在進行易貨交易時務必做到“先進后出”確保進出口物資安全，承諾給予私商系列優惠政策：

如對其批發特別外匯額度，允許其無證進口貨物（需事后補證但不作罰款處理），對其通過香港進口禁運物資給予專項支持等。

雖然這些優惠政策勉強穩定了進口物資額度，但也未完全抵消因封鎖、禁運帶來的負面影響。考慮到相應風險及獲利難度，許多中小規模或帶有投機性質的私商開始退出。

另一方面，禁運不僅阻止物資運輸，更直接斷絕相應業務關系。不僅美商大量退出上海口岸，出于國家意識形態以及為獲得美援支持的考慮，英、法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商行也先后退出內地。

一時間上海口岸上近三分之二洋商歇業，事實上削弱口岸開展進出口的業務能力，原本多由洋商經營的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商品銷量大幅減少，桐油、豬鬃、茶葉、絲綢等商品所受影響最甚。

無論內地實行何種經濟體制，國進民退的大方向基本明確，如果不是禁運，私商掌握的海外客戶關系對當下的進出口尤為重要，大概外貿領域的國進私退的步伐已經大踏步向前。

也正因為禁運，導致商品進口的難度增加，有實力進口的私商可以獲得不錯的利潤，且不那么合身的“愛國”帽子能往自己頭上扣一頂。

既能賺錢，又能獲得表揚，此時的進口貿易對私商而大有可為。

相對而，出口業務的行情就不是那么樂觀，一是匯率對出口不那么友好，貨幣價值虛高，導致出口商品沒有太大的價格優勢，二是諸多出口業務需要洋行代理，利潤被吃去一大塊，價格優勢進一步降低。

另外，“統購統銷”的“統購”將大部分具備不錯利潤的出口拳頭商品給統了進去，也就意味著私商的進貨成本增高。

出口無利可圖或微利，私商自然不感興趣，主要精力放在進口上，但對國家而，只進不出當然不行，不出口外匯從何而來？

于是，國營進出口公司加快蠶食利潤豐厚的進口業務，限制擠壓私商的進口“暴利”空間，并且，批匯時對出口業務量較大的私商給予偏向性照顧，對出口不利的私商進行“鼓勵”。

幾天前，冼耀文致電蘇麗珍后，后續又發給她一封電報，令其注冊成立今朝集團，股份實際分配為冼家60%、岑佩佩25%、蘇麗珍15%，該集團掛在岑記商行旗下，名義上岑佩佩持股85%，為第一大股東，主營業務為轉口內地商品，次要業務為向內地轉口商品。

前者公然開展，后者保持低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