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兩晉南北朝時期，華夏大地紛爭頻仍，又逢北方諸族群相繼占據北中國，政權不斷更迭，相互攻伐不斷。當此之時，中國關于文明史演進的探討幾乎趨于沉寂，玄妙清談彌漫一時。無論是官府作為，還是官學私學，對歷史文明的總體探討及其理論總結，都幾乎趨于銷聲匿跡。這是一個特殊的沉淪時代，兩漢時代注重文明演進探討的歷史視野，這時已經變化為注重個人體驗的思辨“玄學”。在玄學清談彌漫之時，偶然也迸發出些許文明史探究的火花。葛洪的《抱樸子·外篇·用刑》，便對秦亡原因做了探討，認定秦亡并非嚴刑而亡，“秦其所以亡，豈由嚴刑？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其余，如做過廷尉的劉頌、做過明法掾（解釋法令的官員）的張斐，也都曾經從論說法令演進的意義上肯定過秦政。當然，這些聲音遠非主流，幾乎沒有實際影響力。
進入隋代，對文明演進史的探討又是一變。
隋雖短促，然卻是三百年分裂之后再度統一中國的重要時期，是華夏族群的第五次大一統。從實際制度框架說，隋繼承了秦制無疑。然則，由于此時距秦帝國已經千年之遙，且又經過了西晉之后的三百年分裂戰亂，隋對文明演進的審視，遂開始以西晉之后的歷史演進為主，對兩漢之前的歷史已經很少涉及，對秦政得失的探究則更少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基本面看出隋代對秦文明的模糊肯定。隋文帝楊堅注重實務，臨死之遺詔開首便是：“嗟乎！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一，以至周齊，戰爭相尋，年將三百。”遺詔最后云：“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隨時。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敕修改，務當政要。”顯然，隋對秦文明所體現的變法精神尚是肯定的。
唐代情形，又是一變。唐變之要，是從隋的不甚清晰堅實的歷史評判中擺脫出來，再度開始大規模總結文明演進史。結局是，唐又重新回到了東漢軌跡。唐人魏征主修的《隋書》，實則是唐政權的歷史目光，而不是隋政權的歷史目光。《隋書》的《食貨志》、《刑法志》、《百官志》等綜合篇章，在對特定領域的總括性敘述中，均對秦文明做出了復歸東漢傳統的評判。
《隋書·食貨志》云：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于地脈；以頭會之斂，屯戍窮于嶺外。
《隋書·刑法志》云：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于政教，揮流電于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于前，毒網凝科，害肌膚于后；玄鉞肆于朝市，赭服飄于路衢；將閭有一劍之哀，茅焦請列星之數。
《隋書·百官志》云：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于相。自余眾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于嬴氏。
如果說，《隋書》諸志的總括性敘述，代表了唐政權的官方評判，那么唐太宗在《貞觀政要》中的理念，則是更為直接的建政施政態度。《貞觀政要·君臣鑒戒》云：“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舉，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其《務農》篇云：“昔秦皇漢武，外多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當然，唐代也有基于現實政治而對秦政秦法的具體肯定，但已經遠非主流了。同一個魏征，在答唐太宗對商鞅法治的責難時，論說便是相對肯定的：“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橫，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于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魏鄭公諫錄》卷三）
在整個唐代的歷史意識中，只有柳宗元對秦文明做出了“政”與“制”的區分，指出了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其《封建論》云：“秦有天下……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行，竭其禍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將文明體制框架與具體的施政作為區別開來，這是自兩漢以來最有見地的文明演進史觀念。這一觀念，在某種意義上合理解釋了對秦文明的實際繼承與理念否定這一巨大割裂現象——實際繼承對“秦制”，理念否定對“秦政”。雖然，柳宗元的評判依舊遠遠不是主流歷史意識；雖然，柳宗元的“秦制”幾乎單純地指郡縣制，而并非包容了秦文明的所有基本方面，但就其歷史意識的出新而，依然是不容忽視的。
唐之后，華夏又陷入了幾近百年的分裂割據。五代十國，是一個歷史意識嚴重萎縮的時期，大器局的文明視野與民族進取精神，從這個時期開始嚴重衰退了。政變頻頻交錯，政權反復更迭，邦國林立，各求自安。這一時代除了諸多的佛教事件與閃爍的詩詞現象，幾乎沒有文明史意義上的重大事件，對中國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難覓蹤跡。
宋王朝統一中國之后，幾乎是立即陷入了連番外患與諸多內憂之中，對既往歷史的審視已經大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諸《志》綜述，已經根本不提秦文明了。當然，我們不能將《宋史》的綜合敘述，看做宋代的官方歷史意識。宋代的歷史意識，我們只有到其學派思潮與主要人物的論中去尋找。宋代儒學大起，生發出號為“理學”的新潮儒學。理學的歷史意識，自然是以儒家的歷史價值觀為根基的。
從宋代開始，一種歷史現象開始生成：審視歷史，必引孔孟論以為權威。大量的先秦諸子典籍，在這個時期被一體性忽視。以致連墨子這樣的大家，其論著也湮滅難見，淪入到道家典籍中隱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啟超發掘出來，重新獲得重視。最為實際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必引孔孟為據，對制度沿革的論說則多以五代十國的興亡為依據。其余人物之論述，則更可以想見了。以修《資治通鑒》聞名的司馬光，其歷史意識更是明確地貶斥秦文明。凡見諸《資治通鑒》的“臣光曰”，很少對秦政秦制作認真的總體性評判，而對秦政秦制的具體“罪行”指控，則屢見不鮮。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師，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見慣了。作為治學，他們對秦政的探究是很認真的。譬如朱熹，對商鞅變法之“廢井田，開阡陌”做出了新解：“開”非開墾之開，而是開禁之開；開阡陌，便是開土地國有制不準買賣之禁，從此“民得買賣”土地。然則，這種具體的學問功夫，并不意味著文明歷史意識的深化與開闊。從總體上說，宋代對秦文明及其母體時代的評判，是遺忘融于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貶斥。
元明清三代，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板結為冰冷的硬體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這三史，對包括秦帝國及先秦時代的評判都呈現為一個定式：先極為概括地簡說夏商周三代，而后立即接敘距離自己最近的前朝興亡，對春秋戰國秦時代基本略去不提。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遺忘定式”。然則，遺忘絕不意味著肯定，而恰恰是偏見已經板結為堅深謬誤的表征。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歷史意識斷然以“暴秦”為總括性評價，即或被后世視為進步思想家的學子，也同樣斷然“非秦”。也就是說，自宋開始的千余年之間，對秦文明的評判已經積淀成一種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結論。耶律楚材有詩論秦：“……焚書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亂，身亡國亦隨。阿房修象魏，許福覓靈芝。偶語真虛禁，長城信謾為。只知秦失鹿，不覺楚亡騅。約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遺意。”邱浚云：“秦世慘刻。”黃宗羲云：“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于我也！”王夫之云：“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秦之所以獲罪于萬世者，私己而已矣！”顧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個別特出者對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熒熒之光了。加之話本戲劇等民間藝術形式的渲染，“暴秦”論遂大肆流播。千年濫觴之下，雖不能說人人信奉，大體也是十之八九論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從此，國人的歷史意識與文明視野，淪入了最簡單化的凍結境地。
1840年開始，中國在人類高端文明的入口處遭遇了巨大的歷史沖擊。
這一沖擊歷時百年余。幾經亡國滅種的劫難，中國民族的歷史意識終于開始了艱難的覺醒。自覺地，不自覺地，華夏族群開始了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國家何以貧窮？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關乎民族興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圖存”這一嚴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燒起來。于是，有了“戊戌變法”對中國現實出路的嘗試，有了“辛亥革命”對中國現實命運的設計，有了“五四”運動對中國傳統文明的反思，有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的“新文化運動”的文明反思。當我們這個民族終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時候，我們又開始了大規模的意識形態重建，開始了借助于高端文明時代的科學思維方式，對我們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審視的歷史過程。從一個民族開拓文明史進程的意義上說，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智慧并沒有被歷史的煙塵窒息。我們堅韌努力的腳步，體現著我們民族再生與復興的偉大心愿，也體現著我們民族的文明歷史意識覺醒的豐厚成果。
但是，我們走過的彎路太多了。戊戌變法企圖以淺層的形式變革，引領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時代。我們失敗了！辛亥革命則企圖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變革方式，引領中國走入高端文明時代。我們也失敗了！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企圖以相對簡單的“打倒”方式清理總結我們的文明史。我們并沒有獲得預期的成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所導致的社會大變革，使我們這個民族實實在在地站了起來。在我們的生存生計成為最迫切問題的歷史關頭，我們這個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無休止的論爭，從紛雜折騰中擺脫出來，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強的努力之中。歷史證明，我們的偉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國家，給我們這個民族在最艱難的歷史時刻開啟了真正復興的希望。
然則，被我們擱置的問題，并不因為擱置而消失。
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歷史，有著必然的邏輯：要在發展中保持悠長的生命力與飽滿的生命狀態，就必須有堅實的文明根基；這種文明根基的堅實程度，既取決于民族文明的豐厚性，更取決于一個時代基于歷史意識而確立的繼承原則。我們可以因為最緊迫問題所必需的社會精神集中，而暫時中止大規模的文明文化論爭，誠如戰國名士魯仲連所：“白刃加胸，不計流矢。”然則，我們不能忘記，在獲得必要的社會條件之后，對文明歷史的認真探究，依然是一個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歷史環節。我們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將文明審視一定等同于某一實際目標的簡單化。也就是說，任何時候，一個民族對自己文明歷史的審視，都不應該成為任何實際目標的手段。這一探究與審視，本身有其偉大的目標：清理我們的歷史傳統，尋求我們的精神根基，樹立我們的民族精神，并使這些基本面獲得普遍的社會認知，使我們民族的復興與發展，有著久遠的清晰的堅定的信念。
這是我們審視中國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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