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意識分裂的煙霧，終于無可遏制地彌漫開來。
大一統的秦帝國十五年而亡，既無修史遺存，亦無原典史料現世。項羽的屠戮劫掠與焚燒，使大咸陽化作了廢墟，集戰國之世全部典籍法令與文明書證的豐厚無比的帝國文檔庫存，悉數付之罪惡火焰。從此，這個偉大的帝國喪失了為自己辯護的絕大部分書證、物證與人證，淪入了面對種種口誅筆伐而無以澄清的境地。就實說，后世對秦帝國的評判依據，相對直接的文本資料大體只有四種：其一是后來搶救再現的先秦典籍與諸子著作；其二是帝國遺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與殘存物證；其三是司馬遷的《史記》中所記載的經過作者“甄別”的史實；其四是西漢初期帝國遺民的部分親歷論紀錄。當然，若天意終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宮藏品再現于世，我們為這個偉大帝國辯護的直接證據，完全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在此之前，我們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艱難。
然則，我們的努力不能停止。
歷史，正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所謂國家與民族的歷史意識，大體是四個層面：其一是歷代政權對原生文明的實際繼承原則；其二是見諸正史的官方意識對歷代文明演進的價值評判；其三是歷代史家學者及學派的歷史論說；其四是見諸文學藝術與民間傳說的普遍認知。而我們所謂的歷史意識分裂的煙霧，當然也指同時體現于這四個方面的種種變形。
從此四方面說，自西漢之后，秦帝國及其所處的原生文明時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變形，且表現為一個愈演愈烈的歷史過程。也就是說，兩千余年來，我們對自己的原生文明時代的總體評判，始終處于一種不可思議的割裂狀態：一方面，在建政原則上，對一統秦帝國的文明框架原封繼承，并全力維護；另一方面，在理念認定上，對秦帝國與春秋戰國的文明功績又極力否定，極力攻訐。這是一個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個人類文明史上，沒有哪個創造了獨立文明的民族，在后來的發展中極力貶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沒有實際繼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誕割裂先例。唯有我們，承受了先人的豐厚遺產，還要罵先人不是東西。此等咄咄怪事，發生于我們這個自認深有感恩傳統的古老民族身上，豈非不可思議哉！
一片博大遼闊的文明沃土呈現出來，耕耘者的尸體橫陳在田間。后來者毫不遲疑地宣布了沃土繼承權，卻又困惑于曾經包括自己在內的一群人殺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于是，一面謹慎地審視著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詢著其余人對農夫之死的說法。終于，人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耕耘著，開始探究起來，漸漸爭論起來，又漸漸吵成了一團，終于將耕耘者的死與被開墾的沃土連成了一體，無休止地吵吵起來。有人說，這片土地邪惡，導致了農夫的突然死亡，與群毆無關。有人說，農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說，農夫耕耘有誤，給這片土地留下了禍根。有人說，農夫根本不該開墾這片土地。有人說，農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該。一代代爭吵延續下來，人們終于一致認定：這是一個壞農夫，原本該死，不需爭論。有渾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問：“農夫壞，開出來的土地也壞么？”人們驚愕良久，又齊聲回答：“土地是我們的了，自然不壞！”于是人們力乏，從此不屑提起這個死去了的壞農夫，索性簡化為見了農夫尸體只啐得一口，罵得一聲了事。偶有同情者，遙望農夫尸體嘆息了一聲，立即便會招來人眾側目千夫所指……
一則古老的寓，一幅歷史的大相。
大偽欺史，文明何堪？
東漢伊始，“暴秦”說終于成為官方正式立場。
西漢末期，基于對秦政的普遍指控，對夏商周三代的“王制”文明一時滋生出一種向往思潮。在這一思潮的彌漫中，一股信奉儒家文明價值觀的社會勢力崛起了。在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的同時，這股勢力力圖重新復辟周制，再現那個“憲章文武，禮治王化”的遠古田園詩時代。這便是號為“新始”的王莽集團，在近二十年的歲月里全面復辟周制的荒誕時期。歷史的演進是殘酷的：王莽集團竭盡全力改制復古，非但沒有使天下趨于王道昌盛，反倒引發了大饑荒大混亂大動蕩，華夏大地再次淪入了較秦末大劫難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社會大倒退，西漢二百余年累積的文明成果，悉數付之東流！綠林赤眉農民軍遭遇的大饑餓大殺戮，其酷烈遠遠過于因不堪徭役而舉事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
歷史的教訓是冰冷的。隨后立定根基的東漢政權，不再做任何復古夢，很現實地回到了忠實效法西漢而秉承秦制的道路上，在實際施政中再度肯定了秦文明的價值，斷然摒棄了復古道路。秦末至西漢末的兩百多年間，歷經項羽王莽兩次大復辟，既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也對整個社會歷史意識產生了巨大的震懾。此后的中國歷史上，嘗試復辟“三代王制”的政治狂人再也沒有出現，即或偶有政治幻想癥者，也只能自家嘟噥幾句而已。這一基本事實足以說明：華夏族群的歷史意識已經實實在在地認定了秦文明的真實價值，在實際中永遠地奉行不悖了。
歷史的荒誕，也正在這樣的時期定型了。
東漢王朝在實際奉行秦文明的同時，官方意識卻更為明確地指控秦文明，更為高調地頌揚三代王制，從而彌漫出一股濃郁的弦外之音：三代王制本身仍然是值得推崇的，只是王莽的復辟還不夠水準而已。再次確立這種實際建政法則與意識形態價值原則的荒誕割裂，是“暴秦”說彌漫為歷史煙霧的根基所在。
《漢書·食貨志》與《漢書·刑法志》，是東漢官方對歷代文明框架（制）的總體看法。在這兩篇概括敘述并評判歷代體制的文獻中，完全可以看出“暴秦”說的新面目。這兩篇文獻對華夏文明進程的總體評判是：以井田制為軸心的夏商周三代“王制”文明，是最高的理想社會狀態；自春秋戰國至秦帝國，則是最為不堪的淪落時代；西漢之世，始入承平昌盛。基于此等價值標準，這兩篇文獻的定式是：開首皆以大段篇幅描繪三代“王制”的田園詩畫面，緊接著語氣一轉，便開始嚴厲指控春秋戰國秦的種種不堪與暴虐，之后再敘述西漢的承平國策。
唯其具有代表意義，我將其對春秋戰國秦的指控摘引如下：
《漢書·食貨志》云：
周室既衰，暴君污吏慢其經界，徭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春秋》譏焉！于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于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后禮讓……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書·刑法志》云：
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陵夷至于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至于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東漢官方認定“暴秦說”之外，學人官員的個人評判，也循此基準多有呈現。但是，這一時代的文明史視野已經大為弱化，官員學者個人即或有局部肯定秦政的論說，也是星星點點不成氣候。諸如東漢之桓譚、王充，皆有局部肯定秦政之文章，然已成為極其微弱的聲音了。
東漢之后，華夏再度陷入了分裂割據狀態。三國時代的劇烈竟爭，頗有小戰國氣象。基于競爭本身的需要，這一時代對歷史的重新認知，有了新的可能。由于《三國志》乃晉人陳壽撰寫，且沒有總括敘述某領域歷史演進的諸《志》專類，是故，無法評判三國及西晉的官方歷史意識。然則，從這一時期各方實際奉行的政策體制，以及著名君主與政治家的歷史評判論，仍然可見其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這種評判，較之東漢松動了許多。曹操被《三國志》評曰：“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超世之杰矣！”而曹操對秦皇漢武的肯定也是明確的，其《置屯田令》云：“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在三國大政治家中，唯有諸葛亮對秦政表現出繼承東漢的荒誕割裂：實際奉行而理念否定。諸葛亮《答法正書》云：“……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足見其忠實秉承東漢之傳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