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后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志，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論有：“商鞅反圣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后，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并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里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并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西漢時代的歷史意識，更多表現在官員學者的個人論著中。
在官方探究的同時，西漢時期具有官員身份的學人，對秦政得失與秦亡原因也開始了大規模探究。這種探究有著一個鮮明的趨勢：總體否定秦文明而局部或有肯定，力圖從秦文明本身的缺失中尋覓秦帝國滅亡的原因。就其論說的影響力而，西漢的不同時期分別有四個代表人物：一個是淮南王劉安學派，一個是賈誼，一個是賈山，一個是董仲舒。淮南王劉安的學派凝聚了一部作品，名為《淮南子》，其對秦文明、秦帝國、秦始皇一體指斥，從經濟、軍事、政治、民生等基本方面全面論說，其最終的評判屬于全盤否定式。《淮南子·汜論訓》的經濟否定論可謂代表，其云：“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遺戍，入芻稿，頭會箕賦，輸于少府。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
賈誼的《過秦論》，是被歷代推重的一篇綜合評判性史論。賈誼的基本立場是否定秦文明的，然其中也對秦孝公商鞅變法作了高度肯定，對秦始皇的基本功績也作了高度肯定。賈誼對秦亡原因的總論斷是：“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賈誼對秦文明的總體論斷則為：“秦王……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秦本末并失，故不長久。”
賈山給漢文帝的上疏，也是明確指控秦政，號為“至”。其代表性論是：“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人戴目而視，側耳而聽！”其文咒罵秦始皇尤烈，“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因賈山之說大而無當，幾近于秦末復辟勢力之怨毒咒罵，故其影響力在后世較弱，不如賈誼與其后董仲舒的論說。
董仲舒的指控秦政，屬于全盤否定式的代表，其經濟指控、法治指控、教化指控最為后世“暴秦”論者看重。董仲舒一生文章極多，僅上書便有一百二十三篇其論秦之說主要有兩則，一則見于本傳記載的上書，一則見于《漢書·食貨志》轉引的“董仲舒說上曰”（上書或問對記載）。兩論皆具后世“暴秦”說的典型性，被后世史家反復引證為吏料依據，故此摘錄于下：
《漢書·食貨志》轉引其經濟指控云：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漢書·董仲舒傳》載其法治指控秦云：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漢書·董仲舒傳》記載其教化指控云：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后，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茍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扦，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經濟指控與法治指控的經不起推敲，我將在后面一并澄清。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將西漢“習俗惡薄”的原因，沒有歸結為六國貴族集團大復辟帶來的社會大破壞，而全數歸結為秦政，這是顯然的歷史偏見。這種偏見并非誤解，而是蓄意為之。董仲舒的目標很明確：促使漢制“更化”，變為以“三代王制”為本體，而由儒家執意識形態之牛耳的實際制度。而如果將世道淪落之根源歸結于復辟動亂，則無異于否定了儒家頌揚“王制”的正當性。所以，只能將世風敗壞的罪名，整體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顯然的政治意圖而全盤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實在不甚高明，也存在著太多的矛盾紕漏。是故，并沒有從總體上動搖“漢承秦制”的實際國策。董仲舒生于西漢中期，距秦帝國時代不過百年上下，對復辟勢力的暴力毀滅、相互背叛、殺戮劫掠、道德淪落等等惡行，及其破壞力與后遺癥，應該很清楚。對最為殘暴的項羽集團的大破壞，董仲舒應該更清楚。然則，董仲舒卻將這種破壞整個文明結構與社會倫理的罪責，轉嫁于素來注重建設而法度整肅的秦文明時代，事實上是不客觀的，是經不起質疑的，其學術道德的低劣亦實在令人齒冷。此等理念的背后潛藏著什么樣的居心，不值得后人問一句么？
西漢之世，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遭到了總體遏制。
然則，西漢之世對秦文明的總體評判，也第一次以理論化的否定形式出現了。這種理論化，既表現于相對謹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現于以私學官學中的種種個人探究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諸如賢良文學、淮南王學派，以及賈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又有了重新復活的歷史機遇，并最終釀成了西漢末期王莽復辟的實際災難，又最終彌漫為久遠的歷史煙霧。
從形式上說，西漢時代對華夏文明演進的總結與審視，對秦文明的總結與審視，是中國歷史意識的第一次自覺。但是，由于具體的政治原因，由于所處時代的文明視野的限制，這次大規模的相對自覺的文明史審視，卻最終產生了接近于“暴秦”說的否定性結論。這一結論，導致了中國歷史意識不可思議的分裂：實際繼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國，歷史的腳步與歷史的意識從來是坦率合一的：一個政治集團認定并推崇某一種文明，必然竭盡全力去追求并實現，反之則斷然拋棄。只有從西漢這個時期開始，中國歷史的腳步與中國歷史的意識，出現了怪誕的分離。盡管這種分裂是初始的，遠非后世那般嚴重。但是，這一分裂因東漢的秉承而延續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卻終于積淀為荒誕的歷史定式。作為實際繼承秦文明的兩漢中央政權，基于種種原因，始終對這種荒誕的分裂保持了默認，保持了實際上的支持。同時，由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方略的確立，儒家歷史價值觀日益占據主流，中國歷史意識對秦文明的荒誕分裂——實際建政與價值評判的分裂，隨著歷史的推移而更趨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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