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位看官留意，這三篇刻石文極易被看做歌功頌德之辭，而忽視了它對歷史真相真實記載的史料價值。就后世史家對秦史的研究而，至少忽視了瑯邪臺刻石文中的兩處事實：其一是“器械一量”一句。所謂器械，衣甲兵器也；所謂一量，統一規定形制尺寸重量也。這一事實是說，秦在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等等之外，還有一個統一，這就是統一大軍裝備的形制尺度與重量。在諸多史家（包括軍事史、兵器史等專史）與文化人的知識認定里，都以為兵器衣甲裝備的標準化是從宋代開始的，因為，歷代兵書中，只有宋代編定的《武經總要》規定了各種兵器的尺寸重量。對秦帝國的兵器裝備標準化，既往的通常說法是史料無載，一直到當代考古學者在秦兵馬俑中發現了大量尺寸、重量、形制同一的箭鏃，方才提出了這一理念。事實上，瑯邪臺刻石文中的“器械一量”便是確實無誤的史料。而且，刻文中將“器械一量”與“同書文字”并列，可見其重要。《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對此條的解釋是：“內成曰器，甲胄兜鍪之屬。外成曰械，戈矛弓戟之屬。一量者，同度量也。”所指意涵非常明確。只不過因為種種原因，被人忽視而沒有作為公認史料提出罷了。其二是“六親相保，終無賊寇。”當代人大多激烈抨擊秦政中的連坐制，幾乎沒有哪個史家或學人提出連坐制在當時的實際意義。這一條給我們展示了秦帝國自家的實際解釋：連坐制的實際意義在于“六親相保”，其實際效果則是“終無賊寇”。也就是說，起于戰時管制的秦法連坐制，通過相互舉發犯罪，而達到共同防止犯罪，進而族人親人互相保護的目標。對于社會總體效果而，沒有人犯罪了，自然也就沒有賊寇這種罪犯了。因為這一實際效果，秦統一中國之后，連坐制非但沒有廢除，反而是推向了整個華夏。自秦之后，后世斷續沿用連坐制而始終不能徹底丟棄，應該說，這種實際效果起了決定性作用，尤其在戰時社會。
就是在這次大巡狩濱海之行的后期，盧生徐福等幾個方士第一次上書皇帝，萬分肅穆地說海中有三座神山：蓬萊、方丈、瀛洲，上有仙人居之，請求攜帶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從一個方面說，始皇帝親臨大海，眼見其壯闊遼遠，對流傳久遠的海中有仙之傳聞不可能完全拒絕相信，更兼其時嬴政皇帝的暗疾已時常發作，遂允準了盧生徐福之請，準許其籌劃出海求仙。從另一方面說，其時六國貴族多有逃亡，許多貴族后裔都逃遁到海島藏匿；嬴政皇帝完全可能以方士求仙為名目，派出精干斥候于護衛求仙的軍士之中，以求查勘貴族藏匿之真實情形。
第三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二一八年），時年嬴政四十二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三川郡（在陽武博浪沙遇刺）－－膠東郡－－之罘山－－瑯邪臺－－返經恒山－－經上黨－－西渡河入秦。從時間看，是仲春（二月）出發，大約在立冬前后歸秦，也是堪堪一年。這次大巡狩與上次緊緊相連，其使命大體也與上次大體相同。始皇帝第二次抵達海濱，登臨之罘山，留下了兩篇刻石文字，其內容與嶧山石刻大同小異。這次大巡狩中發生的最大一件事，是三川郡陽武縣博浪沙路段的刺殺皇帝事件。這一事件的真相后來見諸于史冊：舊韓公子張良攜力士埋伏道側壕溝，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擲嬴政皇帝座車，結果誤中副車，刺殺未遂。但在當時，罪犯逃匿了，真相一直不明。嬴政皇帝下令在四周大搜查了十日，也沒有緝拿到罪犯。
也就是說，這件震驚天下的大謀殺，案件當時并未告破。
為此，這次大謀殺給帝國君臣敲響了復辟勢力已告猖獗的警鐘，將帝國君臣從“天下和平”、“靡不清靜”的時勢評估中解脫了出來。時隔年余，嬴政皇帝微服出行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遭數名刺客突襲。若非隨行四武士力戰擊殺刺客，嬴政皇帝也許那一次就真的被復辟勢力吞沒了。博浪沙大謀殺事件，蘭池宮逢盜遇刺事件，是帝國新政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后，嬴政皇帝與帝國權力的注意力，發生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轉折性變化－－從全力關注構建文明盤整天下，轉為關注對復辟暗潮的查勘，終于導致了三年之后（始皇帝三十四年）對復辟勢力的公開宣戰。從大巡狩而，博浪沙大謀殺事件，也導致了嬴政皇帝出巡使命的重大改變－－從相對簡單的新政宣教，轉變為巡邊、震懾復辟與督導實際政務三方面。這一轉變，從馬上就要到來的又一次大巡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軌跡。
第四次大巡狩，在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二一五年），時年嬴政四十五歲。
這次大巡狩的路線是：咸陽－－經舊趙之地－－入舊燕之地－－遼西郡－－碣石－－返回再經燕趙舊地－－經上郡進入邊地－－巡視北邊－－南下歸秦。這次大巡狩在史料中記載得最為簡單，然實際意涵卻最為豐富，主要大事是：碣石宣教新政，督導遲滯工程（壞城郭，決川防），部署求仙事，巡視九原并部署反擊匈奴戰事。若將史料殘留的“點”聯結起來，這次大巡狩的實際作為，則立即清楚地表現出內在的軌跡－－這次大巡狩，無疑是嬴政皇帝即將實施的內外戰略的預備舉措。這個內外戰略是：對外大舉反擊匈奴，對內大舉鎮壓復辟。這兩個大戰略，是緊密相連的一個整體：鎮壓復辟必須以肅清長期邊患為保證，鞏固邊地又必須以整肅內政為根基。
盡管史料對嬴政皇帝的北巡只有最簡單的九個字：“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然只要將前后事件通聯，這九個字的份量便大大的不同了。就事實說，匈奴長期為患北邊，此時的秦軍已經退守到九原黃河以南的北地郡與上郡駐扎，連緊靠大河的“河南地”也成了匈奴的不固定領地。要一舉占據河南地，并掃滅陰山草原的匈奴主力，將匈奴部族驅趕得遠離華夏，便要大舉殲滅匈奴的有生主力騎兵；而要真正做到一舉大勝，沒有通盤的戰略籌劃是不可能的。此時的九原直道尚未修成，糧秣兵器仍得通過上郡輸送，諸方協同尤其要緊。事實上，正是在這次北巡之中，嬴政皇帝與蒙恬、扶蘇等協同各方會商部署，最終議決：來年大舉反擊匈奴，戰勝之后立即開始修筑長城。第二年的事實進展，幾乎是完全地依照嬴政皇帝的戰略籌劃完成了。
唯其了解這一軸心目標，立即便可明白：所謂東游碣石，所謂部署求仙，全然是政道示形之法。用今日語說，是造勢以惑人。惑誰？自然是惑匈奴，惑一切有可能窺見其真實戰略意圖的內外敵對勢力。唯其惑人，嬴政皇帝在這次大巡狩的東部之行中，將求仙之事鋪排得很大，而且大舉鋪排了兩次：第一次，公然地隆重地派遣盧生出海，訪求兩位傳說中的古仙－－羨門古仙、高誓古仙；第二次，嬴政皇帝即將離開東部之前，又大張旗鼓地派遣韓終、侯公、石生三人率船隊出海，求仙人不死之藥。
之后，嬴政皇帝的車騎儀仗銷聲匿跡了。
百年之后的司馬遷，尚且只能留下九個字。此足以說明，直到后來的西漢時期，人們僅僅知道嬴政皇帝那次去了北地巡邊，至于究竟在巡邊中做了些什么，卻一無所知。不是司馬遷不想記述，而是因為沒有依據。這成為了一個永遠湮沒了的秘密。
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在嬴政皇帝離開東部之前，此前被派出求仙的盧生入海歸來了。盧生求仙無著，卻帶回了那則載于史冊的“亡秦者胡也”的著名讖。這則讖的形式載體很是不清楚，只說是“圖書”。若依據傳統分析，這則預當是圖讖形式，也就是某種皮張上畫有一幅意向模糊的圖畫，旁邊一句字跡古奧而含意似明不明的一句讖。這幅畫究為何物，已不得而知了。然這句讖，卻是明白無誤地被記載了下來。
這件事至少說明：其一，嬴政皇帝在東部碣石逗留的時間不會很短，估計至少兩個月上下，否則以古代船只之航速盧生不可能完成往返。最大的可能是，嬴政皇帝在有意等候。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要教天下認定：皇帝東游只是要求仙，別無他事。其二，天下復辟勢力也關注著邊患，企圖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制造了這則讖，藉以擾亂嬴政皇帝心神，并激發秦軍早日與匈奴大戰。因為，在六國貴族看來，匈奴正在強大之時，而秦軍正在多年大戰后的疲弱之期。與強大的匈奴開戰，時日越早，對秦軍越是不利。若秦軍主力一旦戰敗，則復辟勢力自可趁機大舉起事。
以帝國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淺薄的伎倆，更不可能如《史記．集解》中東漢經學家鄭玄所解釋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距始皇帝僅百年之遙的司馬遷，自然清楚這則讖之實際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卻相對曖昧了許多，只錄讖，而不直說因果關系，只在記載讖之后說了事實：“始皇乃使蒙恬發兵ii”雖然，司馬遷的指向顯然也與鄭玄相同，然卻硬是不明說。這里顯然有兩個原因：一則是司馬遷“信則存信，疑則存疑”的相對嚴肅的治史態度，自知此等說法荒誕不經，遂不予置評；二則是司馬遷基于西漢時期之大勢，對秦帝國的歷史只能是表面相對公正，而實則腹誹。此等堆積煙云的錄史筆法，篤信怪力亂神的解說手法，是后世史家與注釋家解讀秦帝國歷史的兩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叢生，遂使秦帝國的種種歷史真相的澄清變得分外艱難。這是后話。
依據常理解析，嬴政皇帝與隨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會為讖所動。然在表面上，帝國君臣卻向外界釋放了這則讖，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讖為白頭北上巡邊。這當如何解釋？若果然如鄭玄所，看作帝國君臣愚昧不識天機，誠可笑也。顯然，這是帝國君臣的將計就計－－你要出讖么，我便正好借此反擊胡人，做好這件最該做的大事。
當然，嬴政皇帝在東部的時日，也非全然耗費在求仙事上。畢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過，則未免太假，總得有些許政事作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對燕齊舊地的遲滯工程的有力督促。這便是壞城郭、決川防。碣石之地，正當舊燕趙齊三國拉鋸地帶，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決，堪稱天下川防為害最烈之地。盡管此時中原川防已經順利疏通，然此地卻是遲滯了許多。嬴政皇帝就此徹底解決，正好一舉兩得。諸般工程雷厲風行地開始之后，隨行群臣會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門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說的主要是帝國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門刻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成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
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成撫。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并來田，莫不安所。
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列位看官留意，這篇碣石門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諸侯”。與此相聯，從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東觀刻石文開始，帝國宣教中開始強調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業敘述與新政內容敘述為主，正面強調皇帝之德者很是淺淡，瑯邪刻石文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極。”顯然，并沒有將皇帝之德擴展到一統之前。這次不同，將平定六國第一次提為“德并諸侯”。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經開始向彰顯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鮮明，其文辭為“奮揚武德”，東觀文辭則為“皇帝明德”。然則，都沒有從總體上將統一天下、開創文明的大功業歸結為“德”的力量。這次的“德并諸侯”四個字，顯然是大大地彰顯了德功德政。馬上將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會稽山刻石文，對“德”也同樣做了鮮明強調，文辭為：“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ii圣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這一宣教轉折，是帝國君臣在反復辟中的策略轉變。
秦奉法治，更兼為政求實，對王道德政歷來嗤之以鼻。雖然，秦政理念認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愛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經成為先秦治國理論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與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從來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德治。此時為何有此一變？根基在時勢之變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國貴族與儒家門派對秦政的攻訐有一軸心論，便是“暴政失德”。這一攻訐性評判，既因秦政文告從來不屑及德政而使民眾有所惶惑，又因復辟勢力的日漸活躍而大有加劇之勢；尤其是焚書坑儒之后，秦不德，似乎已經成了秦政本身無德的一個表征。對此，政治嗅覺極為敏銳的帝國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沒有覺察。當此之時，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為一種時勢所必須的策略，一種反擊復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與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縱觀嬴政皇帝的歷次大巡狩，其艱難險阻每每令人驚嘆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屢抵邊陲，卻從來沒有涉足過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陽大梁新鄭的風華地帶都是必經之路，卻沒有一條史料記載過嬴政皇帝在此間的逗留。舊齊之臨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兩赴舊齊濱海，卻都沒有進入臨淄。東臨碣石，瀕臨燕國，嬴政皇帝也沒有去燕都薊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隴西北地與上郡，三地俱為蠻荒邊陲，俱為連綿大山，路況最差，氣候最惡，又兼有匈奴游騎襲擊之風險，安有舒適可哉！第二次大巡狩，幾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顛簸。登泰山封禪，而驟逢“風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樹下避雨。當代人皆知，雷電風雨之中在大樹下避雨是極為危險的，而其時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學道理，幸未被雷電擊中，何其大險也！后過江水，則“逢大風，幾不得渡”，連隨身玉璧也顛簸沉入江水。再從湘水登衡山，“遇風浪，幾敗溺”，也就是說，險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險，所以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歸程。
如此奔波一年，剛剛過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這第三次大巡狩更險，方出函谷關，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謀殺－－舊韓世族公子張良帶其結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鐵椎猛擊行刺！若非誤中副車，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歸天了。歸來途中，嬴政皇帝為一睹當年長平大戰之勝跡，硬是舍棄了相對舒適平坦的河內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嶺的上黨山地，其崎嶇艱難無須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關中，夜行蘭池宮外，又突遭數名刺客截殺。《史記．秦始皇本紀》對遇刺險境只有淡淡兩字：“ii見窘。”就實而論，隨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戰護衛，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見其性命之險！
第四次長距離大巡狩，又是直接抵達濱海之碣石門。那時的濱海地帶，是人跡罕至的荒莽邊陲，與今日之沿海萬不能同日而語，其艱難險阻多矣！碣石門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進入匈奴流竄的北邊之地巡視，部署完軍政大略后，又從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陽。
后世皆知，秦帝國之馳道、直道、郡縣官道相交錯，交通網絡已經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應該是極為快捷且相對舒適的。然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跡所過，十有八九都是沒有大道的險山惡水，其迂回繞遠自不待，其艱臉難行更是亙古未見。姑且以大數計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萬里上下計，則五次大巡狩便是五萬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時期的三次出行，七八萬里之數當不為夸大也。在以畜力車馬為交通工具的時代，在華夏山川之絕大部分尚未開發的時代，要走完七八萬里山水險地談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歲勞碌力竭，豈非古今君王之絕無僅有哉！
此三篇刻石，皆以韻斷意。《史記．秦始皇本紀．索隱》云：前兩篇為三句一韻，瑯邪臺文為兩句一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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