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的悲劇在此，術治悲劇在此，韓國之悲劇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幾近二十年，術治大大膨脹。依靠種種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權術，迅速擴張為彌漫朝野的惡風。由是日久，君臣爾虞我詐，官場鉤心斗角，上下互相窺視，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個個不寧，豈能有心務實正干？權術被奉為圭臬，謀人被奉為才具，陰謀被奉為智慧，自保被奉為明智。所有有利于凝聚人心激勵士氣奮發有為的可貴品格，都在權術之風中惡化為老實無能而終遭唾棄；所有卑鄙齷齪的手段技巧，都被權術之風推崇為精明能事；所有大義節操赴險救難的大智大勇，都被權術之風矮化為迂闊迂腐。一以蔽之，權術之風彌漫的結果，使從政者只將全身自保視為最高目標，將一己結局視為最高利益，以國家興亡為己任而敢于犧牲的高貴品格蕩然無存！

這個樞紐期，在韓國歷史上具有兩個極端的意義：其一，它使韓國吏治整肅一時強盛而獲勁韓之名，各大戰國不敢侵犯，一改屈辱無以伸展之局；其二，它全面摧毀了韓氏族群賴以立國的道德基礎，打開了人性丑惡的閘門，使一個以忠直品性著稱于天下的族群，墮入了最為黑暗的內耗深淵，由廟堂而官場而民間，節烈勁直之風不復見矣！兩大樞紐期呈現出的歷史足跡是：韓國由忠直信義之邦，演變為權術算計之邦，邦國賴以凝聚臣民的道德防線蕩然無存。

然則，譬如一個老實人學壞卻仍然帶有老實人的痕跡一樣，韓國由忠直信義之邦變為權術算計之邦，也同樣帶有族群舊有秉性的底色。這種不能盡脫舊有底色的現實表現是：信奉權術很虔誠，實施權術卻又很笨拙。信奉權術之虔誠，連權術賴以存身的強勢根基也不再追求。由此，權術彌漫于內政邦交之道，便盡顯笨拙軟弱之特質。由此，這種不謀自身強大而篤信權謀存身的立國之道，屢屢遭遇滑稽破產，成為戰國時代獨有的政治笑柄。韓國的權謀歷史反覆證明：無論多么高明的權術，只要脫離實力，只能是風中飄舞的雕蟲小技；一只雞蛋無論以多么炫目的花式碰向石頭，結果都只能是雞蛋的破碎。

韓國的興亡，猶如一則古老的政治寓，其指向之深邃值得永遠深思。

韓昭侯申不害的短暫強盛之后，韓國急速衰落。其最直接的原因，便是韓國再也沒有了錚錚陽謀的變法強國精神。戰國中后期，韓國淪落為最為滑稽荒誕的術治之邦。韓國廟堂君臣的全副身心，始終都在避禍謀人的算計之中。在此目標之下，韓國接踵推出了一個又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謀：出讓上黨、水工疲秦、肥周退秦、兵家疲秦等等等等，其風熾烈，連韓非這樣的大師也迫不得已而卷入，誠匪夷所思也！韓國一次又一次地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直到將自己狠狠砸倒。其荒誕，其可笑，千古之下無可置評也。

忠直立國而術治亡國，韓國不亦悲哉！

韓國的權術惡風，也給歷史留下了兩個奇特的印痕：一個是韓非，將術治堂而皇之地歸入法家體系，被后人稱為法家之集大成者；一個是張良，歷經幾代亂世，而終以權謀之道實現了全身自保的術道最高目標。對此兩人原本無可厚非，然若將這兩個人物與其生根的土壤聯系起來，我們便會立即嗅到一種特異的氣息。

天地大陽而煌煌光明的戰國潮流，在韓國生成了第一個黑洞。

韓國之亡，亡于術治也。蓋法家三治，勢治、術治皆毒瘤也。依賴勢治，必導致絕對君權專制，實同人治也。依賴術治，必導致陰謀叢生，實同內耗也。唯正宗法治行于秦國而大成，法治之為治國正道可見也。此千古興亡之鑒戒，不可不察。秦韓同時變法，韓亡而秦興，法治、術治之不可同日而語，得以明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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