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興亡，是最為典型的戰國悖論之一。

從公元前四○三年周威烈王“命”（正式承認）韓、魏、趙為諸侯，至公元前二三○年韓亡，歷時一百七十三年。韓國先后十三位君主，其中后五任稱王，王國歷時一百零四年。史載，韓氏部族乃周武王后裔，遷入晉國后被封于韓原《史記．韓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在韓城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于韓原故城也。”（今陜西韓城縣境內），遂以封地為姓，始有韓氏。由韓氏部族而諸侯，而戰國，漫長幾近千年的韓人部族歷史，有兩個樞紐期最值得關注。這兩個樞紐期，既奠定了韓國族性傳統，又隱藏了韓國興亡奧秘，不可不察也。

第一個樞紐期，春秋晉景公之世，韓氏部族奠定根基的韓厥時期。

其時，韓厥尚只是晉國的一個稍有實權而封地不多爵位不高的尋常大臣，與當時握晉國兵權的趙氏（趙盾、趙朔）、重臣魏氏（魏悼子、魏絳）之權勢封地尚不可同日而語。韓厥公直，明大義，在朝在野聲望甚佳。其時，晉國發生了權臣司寇屠岸賈借晉靈公遇害而嫁禍趙盾、剪滅趙氏的重大事變。在這一重大事變中，韓厥主持公道，先力主趙盾無罪，后又保護了趙氏僅存的后裔，再后又力保趙氏后裔重新得封，成為天下聞名的忠義之臣。這便是流傳千古的趙氏孤兒的故事。趙氏復出，屠岸氏滅亡，韓厥擢升晉國六卿之一，并與趙氏結成了堅實的政治同盟。韓氏地位一舉奠定，遂成晉國六大部族之一。

韓厥此舉的意義，司馬遷做了最充分的估價：“韓厥－－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于晉未睹其大者也（在晉國還沒有看到比韓氏更大的功勞）！然（后）與趙魏終為諸侯十余世，宜乎哉！”太史公將韓之崛起歸功于韓氏救趙之陰德所致，時論也，姑且不計。然則，太史公認定韓氏功勛是晉國諸族中最大的，卻不能不說有著一定的道理。韓厥所為的久遠影響，其后日漸清晰：韓氏部族從此成為“戰國三晉”（韓趙魏）之盟的發端者，而后三家結盟誅滅異己，漸漸把持了晉國，又終于瓜分了晉國。看官須知，春秋之世晉國為諸侯最大，大權臣至少六家；及至春秋末期韓趙魏三家勢成之時，晉國勢力最大的還是智氏部族。韓趙魏三族之所以能同心誅滅智氏，其功蓋起于韓氏凝聚三家也。而韓氏能凝聚三家結盟，其源皆在先祖的道義聲望，此所謂德昭天下之功也。此后，韓氏節烈勁直遂成為部族傳統，忠義之行為朝野推崇，以存趙之恩，以聚盟之功，對魏趙兩大國始終保持著源遠流長的道義優勢。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戰國初期“三晉”相對和諧，并多能一致對外的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晉一家”口碑的由來。

這個樞紐期的長期意義在于，它奠定了韓氏族群與韓國朝野的風習秉性，也賦予了韓國在戰國初期以強勁的擴張活力。《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韓國重地穎川、南陽之民眾風習云：“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樸，猶有先王之遺風。穎川敦厚－－南陽任俠。故，至今謂之夏人。”太史公將韓國民風之源歸于夏人遺風，應該說有失偏頗。戰國大爭之世，一國主體族群之風習，對國人風習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若無韓氏族群之傳統及其所信奉的行為準則，作為韓國腹地的南陽、穎川兩郡不會有如此強悍忠直的民風。

第二個樞紐期，是韓昭侯申不害變法時期。

韓氏立國之后多有征戰，最大的戰績是吞滅了春秋小霸之一的鄭國，遷都鄭城，定名為新鄭。此后魏國在李悝變法之后迅速強大，成為戰國初期的天下霸主。三晉相鄰，魏國多攻趙韓兩國，三晉沖突驟然加劇。當此之時，韓國已經窮弱，在位的韓昭侯起用京人（京，戰國地名，故鄭國之地，今滎陽東南地帶）申不害發動了變法。申不害是法家術派名士，是術治派的開創者。術治而能歸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的術治以承認國法為前提，以力行變法為己任。在韓非將“術治”正式歸并為法家三治（勢治、法治、術治）之前，術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實，術治派與當時真正的法家主流派商鞅，還是有尖銳沖突與重大分歧的。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張唯法是從，術治派主張以實現術治為變法核心。這種分歧，在秦韓兩國的變法實踐中鮮明地體現了出來。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馭臣下之術。”

《史記．韓世家》載：“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術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實，便是整肅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的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術”，一則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的一套秘而不宣的查核方法，二則在于熟練有效地運用權術需要很高的技巧，故此需要傳授修習。就其本源而，術治的理念根基發自吏治的腐敗與難以查究，且認定吏治清明是國家富強民眾安定的根本。如此理念并無不當。此間要害是，術治派見諸于變法實踐之后的扭曲變形。所謂扭曲，是秘而不宣的種種權術一旦當做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普遍實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國家法制名存實亡。所謂變形，是權術一旦普遍化，國家權力的運行法則，規定社會生活的種種法律，便會完全淹沒在秘密權術之中，整個國家的治理都因權術的風靡而在事實上變形為一種權謀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