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認為天下財富自有定數，薛向的觀點可比司馬光的觀點進步多了。

大宋內部和平百年，邊患真要細論起來只能算是癬癩之疾，但人口已經快要達到土地允許的極限，而田地的增長也快要到了極限，工商業至今還僅僅是補充。這樣的社會，其每年生產出來的財富基本上就是一條略微向上的直線，而且絕大部分的增長還都被同樣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長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隱隱的下降之中。

盡管此時工商業發達，但從朝廷稅賦的構成上來說，依然是徹頭徹尾的農業社會。所謂資本主義的萌芽，也就僅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隱約看到了這一點，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創諸多新法，除了農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關財計的政策，便民貸、均輸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從本質上說，無一不是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從士紳階層手中，將他們過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歸國有。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太大的幫助。

而司馬光和王安石所爭的，就是這份收入，是應該給國家多一點，還是留給士紳階層多一點。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在新舊兩黨的交鋒中，從來都是拿出來的幌子而已。

無論是變法前、還是變法后，他們的收入并沒有多少區別。免役法，讓五等戶也要交免行錢，不比過去，做衙前做到傾家蕩產的，都是三等戶以上的富戶。但便民貸，則讓底層的自耕農少了一份盤剝，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戶可以將欠債的自耕農的土地收來抵債，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規模這么做，鬧出亂子，他們少不了被彈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對于朝廷的政策而而，還是雨水多寡對于百姓們的生活水平影響還要更大一點。

元豐元年是趙頊即位以來難得的豐年，由于稅賦的數額大體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財政收入沒有太大的變化，相對的，百姓們留在手上的錢糧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為了彌補熙寧后期的連年災害對各地常平倉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開收糧，同時也就保證了糧食出售價格的穩定，沒有出現豐年谷賤傷農的情況。

可若是遇到災年，則還是少不了朝廷的賑濟，不論是變法前還是變法后，平民百姓都沒有能靠自己的積蓄度過難關的能力。

司馬光和王安石都著眼在財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卻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財富——并不僅僅局限在農業上——這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區別。

物流的暢通，自然能帶來商業的興盛，并必然會促進工業的發展，這是韓岡最想看到的變化。但并不是所有朝臣都喜歡薛向的說法，農為國本、商興害農的思想，在士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而且并不是完全的沒有根據。前幾年冬天極冷，太湖凍結。在太湖湖中島上上種柑橘的果農，因為運糧的船只被冰層阻擋無法上島而被餓死，成了朝臣攻擊商業害農的最新的武器——在此時士人的眼中，所謂的農，只包括五谷和蔬菜。至于種植水果，那是商業生產的一部分，與耕戰二字并不搭界。

韓岡能看到王珪和元絳的眉頭都皺了一下，但他們都沒有出來駁斥的意思。因為趙頊現在正在點頭微笑。

天子并不是很清楚薛向的一番話中隱含的見識——恐怕薛向自己都沒有清醒的認識——也就沒有韓岡的驚訝，但他對薛向的回答很是滿意。商業興盛，自然財稅大增，至于會不會妨害農事，這件事等真的出現了再考慮也不遲。

“方城軌道開通，運送行旅，轉運民間的商貨，不及月余，便入庫兩萬貫。不過軌道興修之初，本為渠道修成前暫用，如今軌道轉運不輸水運，這渠道是否該繼續開鑿，倒想問一問薛卿你的看法。”

薛向一瞥幾名宰執和韓岡，看他們面上漠然的神色，心中就有了底。以他們的身份，以及韓岡在此事上的發權，如果愿意作出決定，方城渠道的事輪不到天子來征詢自己。

略作思忖，薛向便道：“以臣之見，軌道易修易用，何須浪費公帑？縱有損壞，最多數日便可修復，比起疏浚河渠動用的人工，儉省甚多。”

宰執們沒一個愿意下定論，甚至韓岡都因為種種原因緘口不，但薛向不同，他一向勇于任事，也不得不勇于任事。

僅僅是個蔭補官員的薛向，只因少一進士及第，在朝堂上被人視為另類。他的處境，不比當年的狄青強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