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檳酒我早就吩咐準備下了，我知道對方沒有選擇，只有跟上我們合作是他們的唯一出路，馬襄在同老公商量以后幾乎是全盤接受了我們的計劃，這時她才是真的餓了。

接下來的一個禮拜里，輝映公司內部很快的做了調整，馬襄不再擔任董事會主席，倆公婆以低于市價個百分點的價格向輝映公司出讓了他們所持有的所有輝映公司的股票，而股票的價款以在“子門田”的00英畝土地結清。這樣，馬襄以及那00英畝土地就徹底的同輝映公司脫離了關系。在“子門田”的00英畝土地直接劃到馬襄的一個未上市的公司名下，由于輝映公司資債相抵還有盈余，馬襄和其老公又以合法的身份退出輝映公司，雖然在商界也不大不小的掀起了一陣波瀾，但是很快就被人們遺忘了。從法律角度講這筆交易也算不上轉移資產，在經過政府審核后，辦理了一切相關法律手續。

很快，我們就同馬襄簽訂了合資協議，協議規定馬襄以土地參股占總投資的45%，（我們也適當的讓了點步，誰知后來這個讓步太大了）我們占55%，這時我們把建立汽車工廠的計劃書交給了她，她一看就“暈”過去了，連連悔恨自己為什么沒有想到，在那片土地上隨便搭幾個棚子都會有人去辦廠的啊！

汽車廠對于一般的廠房要求不嚴格，只有少數的幾個工序是要求很嚴格，我們在建立這些廠房的時候沒有花費多少力氣，主要是在海邊要修建一個萬噸級的散貨碼頭和鋪設各種道路，還有汽車實驗場地等。在車型設計上我們把原來在國內擔任過“帕薩特”設計師的“老山東”請了過來，人雖然年紀大了點，但是還很有活力，很有創意。那個我們在美國曾經認識的叫戴偉。李的總工在收到我的電話時候竟然高興的徹夜不眠，第一時間跑來報道，他的那些在美國的整裝廠、修理廠都叫他給賣掉了，還帶了幾個得意的門生來了。

戴偉到了后馬上帶著幾個年輕人把原始設計分解，列出各種采購、加工、組裝預案，安排工廠工人培訓，清理場地和協助安裝流水線。而阿松的女婿阿山則在理論上為公司打基礎，由他負責銜接大陸過來的設計師和籌備建立汽車研究所以及車輛試驗基地。

汽車發動機我們訂購的是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的產品，其實就是在上海生產的，性能很不錯，交貨距離又近，最主要的是價格便宜，成本低廉，再說又是國產的，咱要支持民族工業嗎。

變速箱我們是進口德國寶馬公司的，這家廠的貨真***好，也真***貴，可是眼下沒有辦法，也只能忍讓了，后來我們找到歐寶公司算是便宜了一點。至于其他的小零件我們把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各種工廠都聯系過來，發單給他們，一時間我們上上下下忙的昏天黑地。

我要求首先生產的車型是排氣量不能大于。0的普通車型，要求對市場的適應是價格便宜，結實耐用，發動機扭力大，整體車速高，加速快捷穩定，最根本的還是要省油。因此，我們的車型除了在發動機選型上，用比較先進的大眾5氣門的v型以外，還在許多地方使用了高強度鋁合金和預應力鋼板，以減輕車身重量，汽車里面的裝飾以美觀大方實用為原則，盡可能用質量較輕的材料，適當的留出個性化空間給車主自行安排，同時，我們在車型上還考慮到分別照顧東方人的習慣和西方人的習慣，把車長分為ab兩款，東方的“a型”車長要比西方的“b型”整體車長15厘米，主要是后坐與前坐的距離加寬了15厘米，在汽車底盤上，“a型”車也要比“b型”車高出6厘米，這是考慮中國路面的狀況設計的。

我們把許多小配件分發到香港和內地的各個工廠去加工，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協作加工的機構，不僅是對質量把關，而且要求到加工廠去實地檢查和指導，質量不好的堅決取消供貨資格。

我們自己的工廠主要是生產外殼、車梁、底盤以及組裝噴漆之類的收尾工序。初期，基本上是買來各種零件組裝汽車，就算這樣，經過我們計算的成本，仍然比在大陸生產的和其他國家進口的要低很多。有了這個低成本，首先就使我們在香港的市場上能夠站穩腳跟，我們的車價比一些進口的高檔摩托車貴不了多少，可是帶給人們的享受絕對是高檔轎車的感覺，這都是占了零關稅和低稅收的便宜，我們在大陸加工的電子線路版，比國內同行廠家的進貨還要便宜15%，后來我們又自己建立了許多關鍵的相關企業，成本進一步大幅度下降。

在香港建立汽車制造廠無疑是在香港商界扔下了一顆重鎊炸彈，整個商界的人都被我們這種近似瘋狂的行為給搞“懵”了，就連一貫對我們友善的報界朋友也不看好我們的舉措，那些原本想沾光的老板們就等我們在哪一天垮下來后，好跑來“分撕”我們的企業了。“老特首”在記者面前也是支吾其詞而不敢說些什么，而國內同行當然知道我們是在分食他們的市場，于是乎在各種報刊雜志，電視等媒體上出現了不少“內行”的評論家在指責我們是自不量力和搞孩童的過家家游戲，更可氣的是日本和韓國的汽車“大鱷”們對我們是橫挑鼻子豎挑眼，在各種年會和行業博覽會上大放厥詞，嘲笑我們是用石器時代的精神去搞現代汽車，那架勢，直狠不得我們立刻“咯砰！”一下完蛋他們才快活。鋪天蓋地的負面輿論使馬襄的老公坐不住了，逼著馬襄退股，并在不適當的場合發表了負面論，為此，倆公婆還鬧了意見，好在馬襄立場堅定，公開在記者招待會上澄清事實。阿松倒是穩穩當當的不在乎，其實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個項目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都是很好的，同行和對手越說不好，那么成功的希望就越大，這點商業常識他還是知道的。

開始的一年，我們日子的確不好過，只見大把的花錢不見進帳，要不是集團內還有其他企業支撐，恐怕早就半途而廢了，我和阿松都瘦了幾圈，汽車廠里的各級經理看到我們這樣拼命都很感動，戴偉帶頭要求減薪，我們沒有答應，不能虧待忠于公司的員工，這是我們的原則。他們后來都拼命加班，法定節日也不休息，并且不要加班費，也不知是從哪里跑出了個多事的議員，還到勞務局把我們公司給“告”了，弄的又是滿“港”的風雨，那些小報記者更是火上澆油，連篇累牘的發表所謂“內部”真相，好在是非自在人心，以戴偉為首的幾十個員工代表舉行了現場新聞發布會，痛斥那些無聊的記者和別有用心的議員，后來我們也沒有被怎么樣，而那個議員卻在當年的選舉中一敗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