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崇禎把自己修改過的《規章》交給士紳大會討論時，袁可立還不知道這件事。

不過1日之后，當大明時報把通過的《規章》總論全文刊登出來之后，不僅袁可立知道了，就連京城百官也聽說了這件事。

雖然袁可立知道，崇禎修改過的《規章》內容是什么，他也對皇帝承諾過，會認可這些修改。但事實上，他自己心中并沒有把握，被皇帝修改后的《規章》能不能在朝堂上獲得百官的認可。

畢竟太祖曾經有再先，擅改律法者，是亂法之奸臣。是以后世各代，雖然認為《大明律》的內容已經不敷使用，無法解決當世之問題，也只是以律法為基礎，設立了律例這個擦邊球。

所謂因律生例，因例生例，實際上便是判例法，對于大明律覆蓋不到的問題，采用了同類型案子的判罰為依據。當然，這種判罰的主旨，還是要符合大明律或是儒學的精神。

袁可立編撰這本《規章》，主要還是想要把大明200余年積累下來的民事案例做一個整理，去除掉不具備代表性的案子，同大明律、儒學精神不相符合的判例，還有眾多重復的案例。

他希望，最終能給各地官員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判例，從而杜絕地方胥吏利用大明繁復紛雜的案例，操縱司法糊弄地方官員，從而激發日益高漲的民怨。

應該來說，這種想法是好的。從某種程度上來看，也維護了司法的唯一性和崇高性。

但是袁可立編撰這本《規章》的時候，主題和目的還是相當明確的，便是維護上下尊卑的封建倫理秩序和地方上的社會穩定。

因此，這本《規章》不是削弱了地方士紳的權力，反而是加強了士紳對于地方法權的干涉。畢竟，儒家諸賢追求的最好社會形態，便是一個和而不同的**社會。

換句話說，便是一切民事糾紛最好能夠在地方士紳的主持下，內部調解解決，不要鬧上公堂去。實質上，就是把大明縣城以外的區域，交給了地方士紳去管理，以減少辦公成本。

在崇禎看來，袁可立編撰的這本《規章》，在江南這些社會矛盾還算緩和的地區，大約能夠解決不少問題。但是在陜西、河南等社會矛盾已經激化的地區，不過是一紙空文罷了。

當一個人無論怎么努力也活不下去的時候，什么法律都起不了震懾作用。因此，他對《規章》做了一些修改，并加上了：論人的基本權利的總論。

什么是人的基本權利呢？崇禎覺得，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便是生存下去的權利；其次是保衛自己不受侵害的權利，再次是自由思考的權利，及合法財產不受侵犯的權利等。

在總論的結尾，崇禎以這樣一句話做了總結，“任何一位大明人，都應當履行其對國家應當承擔的義務，如納稅、服兵役等。同時他也同樣享有被國家保護，享受以上基本權利之權力。

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凡是民眾之間發生的糾紛，一律不得以尊卑身份區別對待，也不得以八議減輕或是免于處罰。利用公職身份、宗室身份、勛貴身份、官員家屬身份、主家身份，對他人做出的侵害行動，同樣不得引用減輕刑罰的八議。”

看過了這篇總論之后，袁可立就對自己這部《規章》能不能通過百官和宗室的認可，大為懷疑了起來。

畢竟，按照這篇總論。大明現在特權階層所享有的特權，都被不同程度的削減了。

袁可立雖然認為，皇帝所說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的確讓普通人心生振奮。同以往戲文中說的，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一語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戲文畢竟只是戲文，只要上下尊卑的禮儀體制還在，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就是一句戲。

現在崇禎想要在他的《規章》上做手腳，以他的名義來發布這篇總論，試圖打破上下尊卑的禮制，建立一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會，這也未免太過于高看他袁可立在官員之中的號召力了。

不過，出于對皇室的忠誠，袁可立對于崇禎修改自己《規章》一事保持了沉默。不管這么說，這篇總論雖然損害了整個大明特權階層的利益，但是就其出發點來看，皇帝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還是在于保護大明普通百姓的利益。

袁可立是四朝老臣，在朝中資格之老，只有寥寥幾人可以比擬。他又同東林黨人交好，門下幾位學生，如倪元璐、黃道周等人，都是東林黨人新近出現的中堅力量。

他自認，就算是做了些離經叛道的事情，最多也就是敗壞一些名聲。但是如果讓天下人知道，這是皇帝親手寫的總論，恐怕朝野的輿論就不是那么溫和了。

不過當袁可立做好了，在朝堂上被群臣責難的準備時，崇禎卻在士紳大會上首先拋出了對于《規章》的討論。

在牛金星等人的鼓吹下，又有袁可立本人的名望，加上這群士紳代表也正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使命感，處于一種群體性的自我感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