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是長江以南社會問題最為復雜、社會矛盾最為尖銳的省份之一。其深層困境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民生問題，核心在于土地。廣西山多地少，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向來被稱為“地瘠民貧”。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亂后百余年間，可墾耕地已近極限，人口卻持續增長，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與此同時，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官府壓榨、高利貸與典當業盤剝，致使大量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破產，淪為佃農或流民。長期過度墾殖也使生態環境不斷惡化：山林銳減，水土流失加劇，抵御天災的能力愈發脆弱。道光年間，廣西幾乎無年不災。

二是民族問題。廣西自古為百粵雜處之地，自秦始有漢人遷入，尤以清代為規模最大、歷時最久。各民族之間存有不同程度的隔閡與沖突。雍正年間推行“改土歸流”后，流官州縣雖有所增加，但土司制度仍在部分地區保留。兩種體制并存，既反映了民族間的壁壘，也妨礙政令暢通。加之一些偏遠之地官府鞭長莫及，治理尤為困難。

三是土客問題，尤以“來土之爭”為甚。“來人”主要指清初從廣東惠州、潮州、嘉應州遷入廣西的客家人；“土人”則包括壯、瑤等世居少數民族，以及較早定居、反客為主的漢民。雙方常因爭奪耕地等資源發生激烈沖突，并依血緣、地緣結成陣營，往往睚眥之怨便引發械斗，給社會帶來嚴重動蕩與破壞。因此，土客械斗成為廣西一大痼疾。

耕地的爭奪，是民族與土客紛爭的共同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問題、土客問題本質仍是民生問題，是其特殊表現形式。而所有這些矛盾的根源，歸根結底在于清廷在廣西統治的先天不足：官府疲玩泄沓，殘民以逞，貪墨成風，終使社會積弊難返。

去年五月，洪秀全、馮云山、洪仁\三人前往香江特區，拜訪了特區最高首長林瀾與蘇銳。此次訪問，讓他們對“民族解放”有了全新的理解：它并非依靠虛無縹緲的“拜上帝教”，而是要腳踏實地深入農民之中，教育農民、組織農民，以集體的力量發展高附加值農業，從而擺脫貧困、饑餓與被壓迫的命運。

此后，他們召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鄉友，參加了特區舉辦的農民運動培訓班。在那里，他們學習了高產良種引進、化肥農藥使用、高效田間管理等現代農業知識；參觀了惠州稔山鎮的農會組織、農機服務隊、糧油加工類鄉鎮企業，并參與了當地民兵的軍事訓練。

告別當地生活富裕的鄉親，遠望整齊排列的新式農居時，稔山鎮農會會長黎老實那番樸實的話，始終在他們心中回蕩：“我們不搞什么造反替代，也不空許承諾。就是踏踏實實把地種好、把廠辦好。地種好了，就有糧不餓肚子；廠辦好了，余糧變收入，日子就能富足。組建起自己的民兵，收入有保障，就沒人敢來欺負。”

黎會長還舉例道：“以前鎮上有富紳劉秉德，仗著兒子在縣衙為吏、又與黑道勾連，橫行鄉里，霸占良田。但我們靠技術、靠特區支持、靠民兵手里的槍，硬是把他擠出了鎮子，逼得他賤賣土地，躲去縣城過日子。如今全鎮農民自己說了算，該交的稅我們交，想強取豪奪？對不起，民兵的槍不答應！”

這番經歷令洪秀全等人深感慚愧。百姓所求，無非安穩種地、勤勞致富，免受盤剝與苛稅罷了。而他們竟曾將這樣的理想，寄托于虛幻的上帝與縹緲的天國。培訓班上政委蘇銳所教的那首歌，此刻格外清晰：“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是的，唯有勞動的雙手，才能創造屬于自己的幸福。

培訓結束后，幾人分頭深入農村，創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將所見所學細細講給農民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