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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7章 擴張的殖民地

        七月的上海,暑氣蒸騰,黃浦江面水汽氤氳。外灘一帶,經過一年有余的拖沓建設,英國商館終于宣告基本完工。那圈高大厚重的青磚院墻拔地而起,像一道蠻橫的枷鎖,在這片流淌著華夏血脈的土地上,硬生生圈占出一大片“法外之地”;這里從此脫離清政府的管轄,成了漂浮在中國領土上的“國中之國”,每一塊青磚都鐫刻著殖民掠奪的印記。

        英國殖民者這種不費吹灰之力就攫取特權、劃分租界的“成功經驗”,恰似一塊腐爛發臭的肉,迅速吸引了一眾覬覦東方財富的貪婪蒼蠅,嗡嗡作響地從遠洋之外撲來。在鴉片戰爭中為英國侵略者搖旗吶喊、充當急先鋒的美國,便是其中最急切的一只。

        為了搶占在華利益,美國急不可耐地派出出身鴉片販子、深諳掠奪之道的顧盛擔任專使,率領一支耀武揚威的艦隊,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抵達澳門。剛一登陸,顧盛便露出猙獰面目,一邊以“外交談判”為幌子進行訛詐,一邊調集艦隊在港口游弋施加軍事恫嚇。腐朽懦弱的清政府根本無力抵抗,兩廣總督耆英在威逼利誘之下節節敗退,最終于當年五月十八日,在澳門附近的望廈村被迫與美國簽訂了《中美五口貿易章程》,也就是臭名昭著的中美《望廈條約》。

        這份沾滿華夏屈辱的條約共計三十四款,附帶《海關稅則》一卷,每一條款都像是插向中國肌體的吸血利刃。其核心內容直指國家主權的根基,字字誅心:

        一、中國日后若需變更海關稅率,無論增減,均須“與合眾國(美國)領事等官議允”,中國政府再也無權自主制定關稅,海關主權從此旁落他人之手;

        二、美國人有權在所有通商口岸自由租地建樓,隨意開設醫院、教堂――這不僅是經濟滲透,更埋下了文化侵略與宗教擴張的隱患;

        三、清政府必須無條件保護在華美國人的“身家安全”,即便美國人在中國犯下惡行,也能免受懲處,成了凌駕于中國法律之上的特權階層;

        四、美國人與中國人或其他任何外國人在中國境內發生的一切訴訟,均由美國領事依據美國或其他外國法規裁決,“中國官員均不得過問”――這一條徹底剝奪了中國的司法主權,領事裁判制成了美國人橫行霸道的護身符;

        五、美國兵船可不受任何限制,任意駛入中國各通商港口“巡查貿易”,中國政府無權干涉、更無權驅逐。除此之外,《望廈條約》還暗藏伏筆,規定十二年后可對五口貿易等核心條款“稍有變通”,為日后進一步擴大侵略權益預留了接口。

        《望廈條約》是中國近代史上美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不僅全盤照搬了《南京條約》的侵略成果,更在此基礎上擴大了特權范圍,將列強對中國的掠奪推向了更深層次,也為后續其他國家的侵略提供了“范本”。

        中英《南京條約》、中美《望廈條約》的相繼簽訂,讓遠在歐洲的法國殖民者坐不住了。他們不甘落后于英美,急急忙忙拼湊起侵略隊伍。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七月,法國使臣刺萼尼率領使團抵達中國,沿用英美“欺騙+訛詐”的卑劣手段,一邊假意承諾“友好通商”,一邊以武力進攻相威脅。耆英再次展現出清政府官員的腐朽無能,于當年九月十三日,在停泊于廣州黃埔江面的法國軍艦“阿吉默特”號上,與刺萼尼簽訂了《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即《黃埔條約》。

        這份條約共計三十六款,同樣附帶《海關稅則》。憑借這份條約,法國輕易攫取了英美已經享有的“五口通商”“協定關稅”“領事裁判權”以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所有特權。更貪婪的是,法國還額外榨取了新的侵略權益:其一,法國人在通商口岸租賃房屋或租地建屋時,“其房屋間數、地段寬廣,不必議立限制”,為日后在上海、廣州等地肆意擴大租界面積埋下了禍根;其二,條約明確規定清政府有保護教堂安全的義務,這一條款成了法國后續逼迫清廷弛禁天主教、大規模進行宗教滲透的借口,無數西方傳教士借“傳教”之名,行掠奪、間諜之實,深入中國內陸攪動風云。

        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是第一個向中國勒索租界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上海則是中國境內首個出現租界的地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正式被列為通商口岸。英國第一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一踏上上海的土地,便迫不及待地揮舞起《南京條約》《虎門條約》的文本,以“允許英人攜帶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租地建屋”為借口,威逼利誘時任蘇松太道的宮慕久,強行將上海縣外黃浦江邊一百三十畝荒地劃為英國領事館專用地。得寸進尺的巴富爾并未滿足,隨后又通過各種流氓手段不斷擴大租地范圍,最終將面積擴充至一千零八十畝,還蠻橫規定在該區域內,英人可直接向中國土地所有者私自租地,完全無視中國的土地主權。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巴富爾變本加厲,以武力相脅迫,迫使宮慕久簽訂《上海租地章程》(又稱《上海地皮章程》),并于當年十一月初一日(1845年11月29日)由宮慕久以道臺告示的形式正式公布。這份章程共計二十三款,明確劃定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以北、李家場(今北京東路)以南的區域為英國租借地。章程還規定,在租借地內,租地、租屋的洋商需共同商議修建木石橋梁、植樹護路、挖溝排水、雇傭更夫等事宜,經費由所有租主分攤;領事官可應租主請求召集會議,全權商議并裁決相關事務;其他國家商人若想在該區域內租地建房,必須先向英國領事官申請獲批――這些條款徹底將英國領事館塑造成了租借地內的“最高權力機構”,為殖民者的“治外法權”提供了所謂的“合法依據”,也標志著上海英租界的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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