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哐！哐！”

規律而沉重的撞擊聲，仿佛工業時代降臨這個古老帝國的沉重腳步。

鍛錘下燒紅的鐵塊迅速變形，效率遠超人力，甚至比依賴季節性水力的水錘更加穩定、可控。

徐光啟看著這震撼的一幕，喃喃道：“……不藉風水，不勞牛馬，晝夜不息……此物之力，果真可奪天地造化乎？”

他眼中既有興奮，也有一絲儒家士大夫面對未知力量的茫然與敬畏。

沈淵知道，蒸汽機從實驗室走向實用生產，邁出了最關鍵的一步。

他當即下令，以此臺機器為核心，建立第一個“蒸汽動力軍工示范作坊”，優先生產新軍所需的標準化零件和工具。

同時，開始設計專門用于礦山排水和紡織機械驅動的蒸汽機型。

金秋的碩果與鐵牛的嘶吼，并未讓反對的聲音消失，反而使其變得更加隱蔽和刁鉆。

江南的士紳們不再公開抨擊新作物是“惡木”或蒸汽機是“妖器”，而是換了一種更具“學術性”和“迷惑性”的攻擊方式。他們通過門生故吏，在士林中散布一種論調：

“番薯玉米，雖產量頗豐，然其性燥熱，久食恐傷民脾胃，非五谷之正性，不可為主糧。”

“蒸汽之械，力大無窮，然其暴烈聒噪，有違天地和諧之氣，用之恐傷國家仁厚之基。”

這些論披著“關心民生”、“敬畏自然”的外衣，極具煽動性，試圖從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上，從根本上否定新事物的價值。

更令人憂心的是來自軍隊內部的暗流。

武銳新軍雖在戰場上證明了價值，但其迥異于傳統軍隊的編制、訓練和晉升體系（更注重實戰能力和技術，而非資歷和家世），觸動了許多舊式軍官的利益。

一些被調入新軍擔任中高層職務的舊派將領，表面上服從，暗地里卻對周遇吉等“幸進”將領不服，對士兵進行“忠義”教育時，仍不自覺地強調個人效忠與舊式倫理，與新軍強調的紀律、國家和技術至上的理念時有沖突。

一次，在關于是否應該為技術工匠出身的士官提供與作戰士官同等晉升機會的爭論中，這種矛盾幾乎公開化。

周遇吉力主“唯才是舉”，而一位出身將門的副將則堅持“武人本色，豈容匠氣沾染”，雙方在軍議上爭得面紅耳赤。

消息傳到沈淵耳中，他意識到，技術的革新可以相對快速，但觀念與利益的轉變，則需要更漫長、更復雜的博弈。

他指示周遇吉，在堅持新軍根本原則的前提下，適當考慮舊有人員的情緒，采取更加靈活的融合策略，同時加強對中下層軍官和士兵的思想引導，培育屬于新軍自身的“軍魂”。

秋日的夕陽，將北京城的輪廓染上一層金色。

沈淵站在格物院的高處，望著遠處作坊里依舊在轟鳴的蒸汽機和更遠處皇莊里堆積如山的金色玉米，心中并無太多喜悅，只有沉甸甸的責任。

成果已然顯現，但腳下的路，似乎并未因此變得平坦，反而因觸及更深層的結構，而顯得更加崎嶇復雜。

他知道，下一階段的斗爭，將更加考驗智慧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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