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檢權衡再三，再次選擇了支持沈淵。

他下發了措辭嚴厲的旨意，并批準了新軍必要時可采取強制手段。

同時，他也默許了沈淵加大海運測試力度的建議。

然而，就在朝廷與舊勢力在北方礦稅、漕運問題上激烈角力之時，南方傳來了更令人不安的消息。

以復社名士陳子龍、夏允彝等人為代表的江南士紳集團，聯名上書，這一次，他們不再糾纏具體政策，而是直接質疑改革的“道統”。

他們撰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萬書，引經據典，核心論點只有一個：沈淵所行之新政，重工商而輕農耕，崇技巧而廢禮樂，乃是“舍本逐末”，“以夷變夏”，長久下去，必將導致華夏文明淪喪，禮崩樂壞！

這篇雄文在江南士林中被廣為傳抄、唱和，迅速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風暴。

它巧妙地將經濟利益的沖突，提升到了文明存續的高度，深深刺痛了許多傳統士大夫心中最敏感的那根神經。

甚至一些原本因開海可能帶來利潤而對沈淵抱有期待的東南商人，在此種“道義”壓力下，也開始動搖、退縮。

這無疑是一招殺手锏，它試圖從意識形態的根源上，否定沈淵所有改革的合法性。

面對這來自“文明”層面的指控，沈淵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他知道，這比任何軍事威脅或經濟掣肘都更加危險。

他必須做出回應，否則改革的大義名分將被動搖。

西暖閣內，燭火搖曳。沈淵鋪開宣紙，提筆蘸墨，他的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要寫的，不是奏疏，而是一篇將要刊行于《京報》（沈淵推動創辦的官方報紙雛形）之上的雄文——《辯質文》。

在這篇文章中，他沒有就具體政策進行辯解，而是同樣從儒家經典出發，闡述他的核心思想：

“陛下，諸公，何為‘本’？何為‘末’？《尚書》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使百姓豐衣足食，使國家強盛安寧，此方為固本之道！”

“昔日圣人制耒耜，教稼穡，興水利，此非‘技’乎？何以成為萬世師表？蓋因利于民也！今格物院所究，火器之利可御外侮，農技之新可飽兆民，舟車之便可通有無，此皆‘利用厚生’之實學，與圣人之道何悖之有？”

“夫西學之器數，亦乃格物窮理之果。吾取其精粹，去其糟粕，以強我華夏，何來‘以夷變夏’？若固步自封，坐視他族船堅炮利而我徒持空談，致使社稷傾頹，生靈涂炭，方是真真切切之‘道統淪喪’！”

“臣所為者，非重商輕農，乃欲使農得其利，工盡其巧，商通其貨，各安其業，各得其所！使大明不僅為禮樂之邦，更為富強之國，如此，方能上不負陛下，下不愧黎民，外可御強虜，內可安民心！此方為臣心中之‘大道’！”

這篇文章，文風犀利，邏輯嚴密，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經世致用”、“富強救國”的主張，將“利”與“義”統一于強國安民的目標之下。

文章一經刊出，立刻在朝野引起了更激烈的爭論。

支持者拍案叫絕，認為其說出了心中所想；反對者則斥之為“狡辯”、“異端邪說”。

思想層面的交鋒，沒有硝煙，卻同樣驚心動魄。

就在這內外交困、新舊思潮激烈碰撞的當口，那艘寄托著彌補財政缺口、帶來海外資源希望的第二次東渡探險船隊，在孫元化的目送下，再次駛離了登州港，消失在茫茫的太平洋深處。

他們能否成功抵達“金山”，帶回足以扭轉財政困局的真金白銀或高價值物產？

所有人的心，都隨著那遠去的帆影，懸在了半空。

帝國的改革，已駛入最深、最暗的水域，腳下是無數利益的暗礁，頭頂是意識形態的風暴。

朱由檢與沈淵，還能憑借彼此的信任與超越時代的見識，帶領這艘古老的航船，沖破這重重迷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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