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五年的冬季，對于大明帝國而，是在希望與焦慮交織中度過的。

登萊船隊的遠航，牽動著朝野上下無數人的心。

而陸地上的敵人，也并未因明朝的目光轉向海洋而有絲毫懈怠。

冬去春來，崇禎六年三月，就在朝中對開海政策的非議愈演愈烈之時，一艘輕捷的快船率先駛回了登州港，帶來了令所有人振奮的消息！

孫元化派回的信使，向朝廷呈上了詳細的航行報告：

對日貿易成功：

船隊順利抵達日本長崎，憑借國書和精良的貨物（絲綢、瓷器、藥材），與德川幕府指定的貿易對象完成了官方許可下的交易，獲利頗豐。更重要的是，他們從荷蘭商館及日本學者處，獲取了大量珍貴的南洋、太平洋海圖及航海資料，并重金招募了數名熟悉太平洋航路的日本“漂流民”（遇難獲救的漁民或船員）作為向導。

北海探索：

船隊主力在完成對日貿易后，繼續沿日本列島北上，探索了蝦夷地（北海道），并與當地阿伊努人進行了初步接觸，用貨物交換了珍貴的貂皮、海東青，并確認了蝦夷地以東，確實存在一片更為廣袤的陸地（庫頁島及勘察加半島方向）。

東渡嘗試：

一支由兩艘最堅固船只組成的分艦隊，在熟悉黑潮航路的向導帶領下，嘗試利用季風和洋流向東橫渡太平洋。他們成功航行了數十日，雖因風暴和補給問題未能抵達傳說中的“金山”，但證實了這條航線的可行性，并帶回了沿途詳細的航海日志、洋流風向記錄，以及一些北美西海岸特有的動植物標本（如巨型松果、特殊貝殼等）。

這份報告，尤其是那些來自遙遠國度的奇異物產和海圖，在京城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格物院如獲至寶，徐光啟親自帶領弟子研究那些植物標本，推測其習性，準備試種。

海權司則依據新的航海資料，開始繪制更精確的《大明東洋海疆圖》。

首次遠航的成功，有力地回擊了“開海無用、勞民傷財”的論調，讓許多持觀望態度的官員和商人開始轉變看法。

朱由檢大喜過望，重賞了孫元化及有功人員，并下旨擴大登萊造船廠的規模，加緊建造更適合遠洋航行的新式艦船。

然而，捷報之下亦有隱憂。

信使也帶回消息，在東海和南洋水域，船隊曾多次遭遇不明身份武裝船只的窺探和騷擾，其戰術嫻熟，顯然不是普通海盜，疑似與東南某些勢力有關。

而且，那支嘗試東渡的分艦隊，在返航途中有一艘船因風浪受損，被迫在朝鮮濟州島緊急修理，延誤了歸期，引發了對其安危的擔憂。

海上的初步成功，深深刺激了反對開海的江南集團。

他們意識到，一旦讓朝廷主導的海貿體系建立起來，他們的利益將受到根本性的挑戰。

他們的反擊變得更加不擇手段。

一方面，他們在朝中繼續鼓動官，抓住那艘延誤歸期的船只大做文章，渲染遠航的危險和損失，質疑海權司的管理能力，甚至暗示孫元化等人“虛報功績，中飽私囊”。

另一方面，他們的黑手伸向了更危險的領域。江南某些與海外zousi集團關系密切的豪商，開始暗中資助、慫恿盤踞在臺灣、澎湖一帶的海寇（如劉香老殘部），以及部分唯利是圖的倭寇，襲擊、騷擾前往登州、泉州貿易的商船，企圖制造“海疆不靖”的恐慌，迫使朝廷重新收緊海禁。

一時間，東南海面上匪患似乎有復燃之勢，給方興未艾的官方海運蒙上了一層陰影。

就在明朝的注意力被海洋吸引和東南海患牽制之時，關外的皇太極再次展現了他卓越的戰略眼光。

他敏銳地察覺到明朝內部因開海而引發的紛爭，以及袁崇煥專注于遼西堡壘防御無暇他顧的機會。

崇禎六年四月，皇太極親率八旗主力，聯合歸附的蒙古科爾沁、喀爾喀等部，突然北上，越過興安嶺，對尚未完全臣服于后金的黑龍江流域女真各部（索倫部等）

發動了大規模的征討之戰。

同時，他派貝勒阿濟格、多爾袞率領偏師，西向攻擊與明朝保持朝貢關系、占據著河套地區的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