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末的江南，已浸在深秋的濕冷里。通州漕運碼頭卻沒有半分蕭索，數十艘烏篷漕船擠在河道里，船工們赤著腳在跳板上往來，扛著糧袋的號子聲、船老大的吆喝聲、岸邊商鋪的叫賣聲混在一起，裹著河面上的水汽，漫得滿碼頭都是。

陳武踩著濕漉漉的青石板，袖口藏著一把短刀，目光警惕地掃過人群。按胤璟的吩咐，他今日來碼頭接“江南漕運的賬冊”——實則是盯著一艘從蘇州來的商船，據說船上有“給六王爺的私貨”。

辰時剛過，一艘掛著“張記”旗號的漕船緩緩靠岸。船身比尋常漕船略小，船工們卸貨時動作格外小心，不像運糧，倒像藏著什么貴重東西。陳武注意到，一個穿著青布長衫、戴瓜皮帽的中年男人混在船工里，頻頻往碼頭西側的茶寮張望——那是他們約定的接頭地點。

陳武不動聲色地跟過去，在茶寮角落坐下，點了一壺劣質的茉莉花茶。中年男人也跟著進來，選了鄰桌，低聲道：“六王爺的人？”

“是。”陳武端起茶杯，擋住臉。

男人迅速從袖袋里摸出一個三寸長的竹筒，塞進陳武手里：“張伯行大人的幕僚托我帶來的，說務必親手交給六王爺。”說完，他沒多停留，付了茶錢就匆匆離開，混進碼頭的人流里不見了。

陳武握緊竹筒，指尖能摸到里面卷著的硬物。他沒立刻打開，而是按原路返回貝勒府，一路上避開行人，確認沒人跟蹤，才推開胤璟書房的門。

胤璟正坐在書案后看江南鹽稅的賬冊，案上攤著的紙頁上，密密麻麻記著“兩淮鹽場”“蘇松鹽稅”的數字。見陳武進來，他放下筆，目光落在那只竹筒上：“帶來了？”

“是，王爺。”陳武遞過竹筒，“從蘇州來的‘張記’漕船，遞信的是個幕僚打扮的人，沒敢多說話。”

胤璟拿起竹筒，擰開蓋子，倒出一卷用油紙包著的信紙。油紙防潮，紙上還帶著淡淡的油墨香，顯然是剛寫不久。他展開信紙，只見上面的字跡娟秀卻有力，寫著：

“六王爺鈞鑒：

自宗親宴后，八爺常念王爺之才，謂‘大清財稅，非王爺不能善理’。今江南鹽稅年入百萬兩，實乃國之命脈，然現掌者多庸碌，致鹽引混亂，稅銀流失。八爺有意扶王爺共掌朝政，待大事底定，江南鹽稅可全交王爺調度，任其改革，無有掣肘。

張伯行大人感王爺清正，愿先備二十萬兩白銀，作為‘投名之資’，暫存蘇州鹽商處，待王爺示意，便即刻奉上。望王爺明察時勢，與八爺同心，共扶大清社稷，他日富貴，必與王爺共享。

蘇州幕僚謹上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廿日”

信不長，卻字字戳心。江南鹽稅是大清的“錢袋子”，年入百萬兩，占全國鹽稅的三成，張伯行作為江南巡撫，竟愿將這命脈拱手讓給胤璟，還奉上二十萬兩投名狀——這哪里是拉攏，分明是胤禩在地方布下的棋子，要借鹽稅之力，撬動朝堂。

胤璟捏著信紙，指節微微發白。之前馬爾泰的口頭許諾、鄂爾多的兵權手令、廉親王府里的逼宮論，都還局限在京城；如今張伯行的信一到，便把這張謀逆的網，從京畿拉到了江南——胤禩不僅染指京城兵權，還串聯了地方督撫，手里握著鹽稅這等重器，其野心遠比他想的更大。

“陳武，”胤璟的聲音沉了幾分，“去查‘張記’漕船的底細，還有那個遞信的幕僚——他是誰，在張伯行府里擔任何職，這次來京城除了遞信，還見了誰。另外，查漕運司的登記簿，確認這艘船是不是從蘇州張伯行的轄地出發的，船上除了‘私貨’，還有沒有別的東西。”

“是！”陳武領命，轉身就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