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下派”代表張從正，主張“病由邪生，攻邪已病”，-->>認為補骨脂雖能補骨，卻偏于補益，若體內有實邪（如風寒濕邪壅盛），過早使用補骨脂，會“閉門留寇”，使邪不易除。他主張，治療骨痹，應先以祛邪之藥（如麻黃、桂枝）驅邪，待邪去后，再用補骨脂補骨。他在《儒門事親》中舉例：“有一患者，患骨痹多年，關節腫脹，疼痛劇烈，先用麻黃、桂枝、防風煎服，驅風散寒，待腫脹消退、疼痛減輕后，再用補骨脂與杜仲同煮，補骨強筋，一月而愈。若先補后攻，邪必滯留，難以痊愈。”
“補土派”代表李杲，主張“脾胃為后天之本”，認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可由后天補之”。他認為，補骨脂雖能補腎壯骨，但需依賴脾胃運化，若脾胃虛弱，補骨脂難以發揮作用。因此，他在使用補骨脂時，常配伍健脾之藥，如白術、茯苓、陳皮，以增強脾胃功能，助補骨脂吸收。他在《脾胃論》中寫道：“補腎先健脾，脾健則腎充，腎充則骨健。補骨脂與健脾藥同用，如虎添翼，療效倍增。”
“滋陰派”代表朱震亨，主張“陽常有余，陰常不足”，認為補骨脂性溫，易傷陰精，使用時需格外謹慎。他認為，只有“腎陽衰微而無陰虛火旺”之癥，方可使用補骨脂，且需配伍滋陰之藥，如熟地、枸杞，以“陰中求陽”。他在《格致余論》中寫道：“補骨脂溫腎，然腎為水火之臟，需陰陽平衡，若單用補骨脂溫陽，恐傷腎陰，當陰陽同補，方為穩妥。”
這場“補骨之辯”，雖各執一詞，卻都圍繞著補骨脂的性味、功效及配伍展開，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對補骨脂的認識。正如當時名醫“羅天益”所：“四大家之論，皆有其理，補骨脂之應用，無固定之法，當因人而異，因病而異，融會貫通，方能盡其所長。”這場爭論，不僅推動了補骨脂應用理論的發展，也為中醫“辨證施治”理論的完善，提供了生動的案例。
二、民間“單方”與醫派“復方”的互補
金元時期，民間仍流傳著許多補骨脂的“單方”（僅用一味藥治病），如“補骨脂籽炒香嚼服，治腰膝冷痛”“補骨脂籽與酒同泡，治跌打損傷”“補骨脂籽與雞蛋同炒，治小兒軟骨病”等。這些單方，雖簡單易行，卻往往只適用于單一病癥。
而各醫派則在民間單方的基礎上，創制了許多“復方”（多味藥配伍），以擴大補骨脂的適應癥，增強療效，減少副作用。如劉完素創制的“補骨脂滋陰湯”，以補骨脂配伍麥冬、玉竹、熟地，既能溫腎補骨，又能滋陰潤燥，適用于“腎陽不足兼陰虛火旺”之癥；張從正創制的“補骨脂祛邪湯”，以補骨脂配伍麻黃、桂枝、防風，先祛邪后補骨，適用于“風寒濕邪壅盛兼腎陽不足”之癥；李杲創制的“補骨脂健脾湯”，以補骨脂配伍白術、茯苓、陳皮，健脾補腎，適用于“脾胃虛弱兼腎陽不足”之癥；朱震亨創制的“補骨脂陰陽雙補湯”，以補骨脂配伍熟地、枸杞、附子，陰陽同補，適用于“腎陰陽兩虛”之癥。
山西有位民間醫者“趙五”，擅長用補骨脂單方治病，卻發現有些患者療效不佳。一次，他遇到一位患者，腰膝冷痛，同時伴有口干舌燥、盜汗等陰虛癥狀，用補骨脂單方治療后，腰膝冷痛減輕，卻出現了便秘、咽痛等上火癥狀。趙五束手無策，遂前往請教劉完素。劉完素為患者診脈后，說：“此為‘腎陽不足兼陰虛火旺’，單用補骨脂溫陽，必傷陰精，當用‘補骨脂滋陰湯’。”趙五按方用藥，患者服藥半月后，腰膝冷痛痊愈，陰虛癥狀也隨之消失。
從此，趙五開始學習各醫派的復方，將民間單方與醫派復方結合，療效大增。他還將自己的經驗整理成冊，寫道：“單方雖簡，卻如利劍，需用之得當；復方雖繁，卻如陣法，能應對復雜之癥。單方與復方，相輔相成，不可偏廢。”這種民間單方與醫派復方的互補，讓補骨脂的應用更加全面、精準，也讓中醫“個體化治療”的理念得到了更好的體現。
三、“骨脂丸”的創制與流傳
元代中期，名醫“危亦林”編撰《世醫得效方》，致力于“集歷代醫家之精華，匯民間實踐之經驗”。他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創制了“骨脂丸”，這是補骨脂應用史上的一個重要復方。
“骨脂丸”的配方為：補骨脂（炒香）二兩，杜仲（去皮，姜炒）二兩，胡桃仁（去皮）二兩，附子（炮，去皮臍）一兩。將上藥研成細末，用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腹用溫酒送下。危亦林在書中寫道：“此丸能溫腎助陽，強筋健骨，主腎陽不足所致的腰膝冷痛、筋骨痿軟、行走無力、畏寒肢冷等癥，療效顯著。”
“骨脂丸”的創制，源于危亦林的一次臨床實踐。有一位高官，年過半百，患腰膝冷痛多年，雖服用過多種湯藥，卻療效不佳，甚至出現了行走困難的癥狀。危亦林為其診脈，發現其脈沉細無力，舌淡苔白，判斷為“腎陽衰微，骨失溫養”。他遂取補骨脂、杜仲、胡桃仁、附子四味藥，配伍成丸。高官服藥一月后，腰膝冷痛減輕；服藥兩月后，能正常行走；服藥三月后，竟能騎馬射箭。高官感激地說：“此丸真乃‘起死回生’之藥，讓我重獲新生。”
“骨脂丸”很快在全國流傳開來，成為治療腎陽不足、筋骨虛弱的常用方劑。各地醫者還根據當地患者的特點，對“骨脂丸”進行了改良：在北方，因氣候寒冷，常加入肉桂、干姜，以增強溫陽散寒之力；在南方，因氣候濕熱，常加入茯苓、薏苡仁，以增強祛濕健脾之力；在西域，因多風，常加入防風、獨活，以增強祛風通絡之力。
“骨脂丸”的創制與流傳，是補骨脂應用理論的一次升華。它不僅融合了歷代醫家的經驗和民間實踐的智慧，還體現了中醫“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補骨脂溫腎助陽為君藥，杜仲強筋健骨為臣藥，胡桃仁補腎益腦為佐藥，附子溫陽散寒為使藥，四藥配伍，相得益彰。正如危亦林在《世醫得效方》中所：“用藥如治國，君、臣、佐、使各司其職，方能國泰民安；補骨脂為君，統領諸藥，共奏補骨強筋之效，此乃用藥之妙也。”
四、田野調查中的“新發現”
元代末年，名醫“朱震亨”的弟子“戴原禮”，繼承師志，致力于搜集民間方藥。他認為，“醫之道，源于民間，流于實踐，醫者當深入田野，方能得真知”。于是，他歷時十年，走遍大江南北，進行田野調查，搜集到了許多關于補骨脂的新用法、新經驗。
在云南少數民族地區，戴原禮發現，當地彝族人常用補骨脂籽與花椒、大蒜一同搗成泥，敷于齲齒處，能治“牙痛骨酸”。他親自嘗試，發現此法果然有效，遂記錄在《證治要訣》中：“齲齒疼痛，多因腎陰不足，虛火上炎，或風寒入齒所致。用補骨脂籽、花椒、大蒜搗泥敷之，能溫腎散寒、止痛消腫，彝人常用之，效佳。”
在貴州苗族地區，戴原禮發現，苗族人常用補骨脂籽與酒、醋一同浸泡，制成“骨脂醋酒”，涂抹于脫發處，能治“斑禿”（俗稱“鬼剃頭”）。他走訪了多位用此法治療的患者，發現多數患者用藥一月后，脫發處便開始長出新發。戴原禮遂在書中寫道：“斑禿多因肝腎不足，氣血虧虛，風邪侵襲所致。補骨脂能補腎益肝，酒能活血通絡，醋能收斂固發，三者配伍，能生發固發，苗人之法，甚妙。”
在廣東嶺南地區，戴原禮發現，當地人常用補骨脂籽與冬瓜皮、茯苓一同煮水，飲之能治“腳氣水腫”（類似腳氣病引起的水腫）。他見當地漁民多患此病，服用此方后，水腫很快消退，遂記錄道：“腳氣水腫，多因濕氣下注，脾腎兩虛所致。補骨脂補腎，冬瓜皮、茯苓祛濕健脾，三者同用，能脾腎雙補、祛濕消腫，嶺南人之法，切合病機。”
戴原禮的田野調查，不僅發現了補骨脂的許多新用法，還印證了中醫“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理論。他在《證治要訣》中感慨：“四方之民，因氣候、環境、習俗不同，所患之病各異，用藥之法亦不同。補骨脂一物，在中原主補骨，在邊疆主祛邪，在嶺南主祛濕，可見‘醫者無定方，因病制宜耳’。”這些田野調查的成果，極大地豐富了補骨脂的應用范圍，也讓中醫的理論體系更加完善。
五、醫書典籍中的“系統總結”
元代末年，朝廷組織編撰《本草品匯精要》，這是一部集歷代本草之大成的典籍。書中對補骨脂進行了系統總結，從性味、歸經、功效、主治、配伍、炮制、禁忌等方面，全面闡述了補骨脂的應用理論，標志著補骨脂的應用進入了成熟階段。
書中記載：“補骨脂，一名破故紙，屬草部蔓草類。生蜀川、嶺南、江西、浙江等地，春生苗，夏開花，秋結籽，冬采根。其籽如豆，色褐，性溫，味辛、苦，有小毒，歸腎、脾經。主腎陽不足，腰膝冷痛，筋骨痿軟，陽痿遺精，尿頻遺尿，脾腎陽虛，五更泄瀉，虛寒喘咳，外用治白癜風、斑禿、頑癬。”
在功效與主治方面，《本草品匯精要》不僅總結了歷代醫家的經驗，還吸納了民間實踐的成果，將補骨脂的功效分為“內服”與“外用”兩大類：內服能“溫腎助陽，固精益髓，健脾止瀉，平喘止咳”；外用能“祛風止癢，祛斑生發”。主治病癥涵蓋了內科、外科、皮膚科、男科、婦科、兒科等多個領域，幾乎囊括了補骨脂在當時的所有應用。
在配伍方面，《本草品匯精要》列舉了補骨脂的常用配伍：“與杜仲配伍，增強強筋健骨之力，主腰膝酸痛；與胡桃仁配伍，增強補腎益腦之力，主陽痿遺精；與白術配伍，增強健脾止瀉之力，主五更泄瀉；與附子配伍，增強溫陽散寒之力，主畏寒肢冷；與雄黃配伍，增強祛風止癢之力，主白癜風、頑癬。”
在炮制方面，《本草品匯精要》詳細記載了補骨脂的炮制方法：“補骨脂籽，需炒香后用，以減其毒性，增強溫腎之力；若用于止瀉，需與鹽同炒；若用于外用，需研成細末，或與酒、醋、豬脂等調和。”
在禁忌方面，《本草品匯精要》指出：“補骨脂性溫，有小毒，陰虛火旺者忌用，實熱證者忌用，孕婦慎用，兒童用量宜減。”
《本草品匯精要》對補骨脂的系統總結，既是對歷代民間實踐和醫家經驗的傳承，也是對補骨脂應用理論的升華。它讓補骨脂從一株山野灌木，變成了中醫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味良藥，為后世補骨脂的應用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如《本草品匯精要》序中所：“本草者，濟世之書也，匯百草之性，集萬家之驗，方能為民療疾，為醫指路。補骨脂之總結，雖為其一，卻可見本草之博大精深，實踐之重要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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