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實踐，漸漸形成了當地的“水車前療瘡-->>法”：新鮮葉治急性化膿，干葉燒成灰調油，治慢性潰瘍。13世紀的德國《民間草藥集》里，收錄了這個方子，卻仍將其稱為“車前草的水生變種”，說它“得水之精，能克濕毒”。布麗吉特看不懂文字，只知道：“叫什么不重要，管用才是真的。”

第三回諾曼底農莊根莖里的痛風方

15世紀的法國諾曼底，農莊的石墻上爬滿了常春藤，濕地邊的“水生車前”正抽出花莖。領主雨果男爵的痛風又犯了，他的右腳踝腫得像紫茄子，連靴子都穿不上，夜里疼得直哼唧。管家按照老農莊主的說法，挖來“水生車前”的根莖，洗凈后加紅酒煮沸，給男爵當茶喝。

“這不是車前草的根嗎？陸上的車前根可治不了這痛。”男爵皺眉，卻被疼得沒辦法，捏著鼻子喝了半碗。那根莖煮的水，帶著泥土的腥甜，入喉后竟有股清涼順著喉嚨往下走。次日清晨，他發現腳踝的紅腫消了些，試著踩地，疼痛輕了大半。

老農莊主皮埃爾說，這方子在諾曼底傳了兩百年。他的祖父是個騎士，在十字軍東征時得了“關節痛”，回來后用“水生車前”根莖煮酒，竟能重新上馬。“這草的根埋在水里，能把關節里的‘濁水’吸出來。”皮埃爾給男爵看根莖的斷面，雪白的肉質里嵌著細密的紋路，“你看這紋理，多像關節里的通道，能引水出去。”

農莊的佃戶們，也偷偷用這方子。有個老佃農患痛風多年，沒錢買紅酒，就用根莖煮清水，放些海鹽，喝了半年，竟能下地干活了。“貴族用紅酒煮，我們用鹽水煮，草不管人貴賤，都給效力。”他常對孫子說，手里的鋤頭柄磨得發亮，就像濕地里那株草的根莖，樸實卻有力量。

諾曼底的草藥師們，還發現這根莖能治“水腫”。有個漁夫妻子，生完孩子后雙腿腫得像木桶，用根莖煮水熏洗，再喝下湯汁，十日便消腫了。“陸上的車前草利尿，這水車前的根，能把骨頭縫里的水都引出來。”草藥師在賬本上記著，雖然仍叫它“水生車前”，卻在旁邊畫了個腫脹的腳踝，暗示它的特殊功效。

這些散落在農莊的經驗，像諾曼底的晨霧，彌漫在田野間。沒人知道它與陸上車前的真正區別，只在用法里悄悄區分：葉敷瘡，根治腫——人類在混淆中，早已用身體為這株草寫下了最精準的“說明書”。

第四回混淆中的真知16-17世紀的爭議與堅守

16世紀的歐洲，隨著印刷術的普及，草藥書不再是修道院的專利。瑞士醫生帕拉塞爾蘇斯在《草藥新說》里，第一次對“水生車前”的名稱提出質疑：“稱其為‘plantago’（車前），實乃謬誤——觀其根，塊莖圓實，非車前之細根；察其花，穗狀頂生，非車前之穗狀腋生。”他主張給它新名，卻沒被學界接受。

爭議很快傳到民間。德國的藥販們在攤位前爭論：“它能治濕瘡，車前也能治，為何不是同種？”法國的草藥師則拿著標本對比：“你看這葉片背面，水車前有蠟質層，陸上的沒有——這就是它更能去濕的緣故！”但農婦們仍固執地叫它“水車前”，就像叫了幾代人的乳名，改不了口。

17世紀的英國植物學家約翰·杰勒德，在《大草藥志》里收錄了兩幅圖：陸上車前葉片窄小，生于旱地；“水生車前”葉片寬大，生于水澤。他承認兩者“功效有別”，卻仍沿用“plantagoaquatica”的名稱，理由是“民間早已習慣，強行改名反致混淆”。書中記錄了一個典型病案：倫敦一個酒商，既患痛風又生瘡，用“水生車前”葉敷瘡、根煮酒治痛風，竟同時痊愈——“一物兩用，水陸車前皆不及也”。

民間的堅守，比學者的爭議更有力量。德國黑森林的布麗吉特后代，仍在濕地采葉敷瘡，她們的秘方里加了松脂，療效比祖先的法子更好；諾曼底的農莊主們，把根莖曬干磨粉，混入牲畜飼料，發現能減少牛羊的關節腫痛，“連牲口都認這水車前的好”。

有個有趣的現象：越靠近濕地的村莊，對兩者的區分越模糊，卻越能精準使用。荷蘭的漁民們說：“管它叫什么，水邊上的治水里的病，旱地上的治旱地的病，錯不了。”這種“以環境定功效”的樸素邏輯，比學者的分類爭論，更貼近草木的本質。

17世紀末，瑞典植物學家林奈的老師——托爾恩，在考察歐洲濕地時，采集了大量“水生車前”標本。他在筆記里寫道：“民間用其葉如神，用其根如靈，雖名錯，知真——此草之價值，不在名，在效。”這句話，像一盞燈，照亮了即將到來的分類學革命，也為這株在混淆中生長的草，寫下了最公正的注腳。

（上卷終）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