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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軍銜不高、處境艱難的軍官和士兵。”

“第二，親情策反：

調查天目山守軍中，有哪些人的家屬在皇軍控制區。可以‘請’他們來‘做客’，然后讓這些士兵收到家書，‘勸說’他們‘棄暗投明’。或者，直接找與這些士兵相識的鄉紳、舊友去當說客。”

“第三，內部滲透：

從你的部隊或皇軍特工中，挑選機靈可靠之人，偽裝成難民或潰兵，設法混入天目山，散布謠，伺機策反，甚至制造ansha、破壞。”

“第四，謠中傷：

散播謠，稱宋希濂已與皇軍秘密接觸，準備用部下性命換取自身安全；或稱其內部高級軍官已有異心，制造猜疑。”

“你的，明白？”影佐冷冷地問。

“明白！明白！太君高招！卑職立刻去辦！定叫天目山內亂叢生，不攻自破！”胡保國信誓旦旦。

傍晚，李慕華再次收到“戚七”通過絕密渠道傳來的長文密信。信中詳細透露了日軍“楔子”計劃的部分內容，包括其重點策反對象（主要針對中下層軍官和家眷在敵占區的士兵）、可能使用的偽軍特工信息（提供了幾個可疑姓名和化名），以及其計劃散播的謠樣本。

“戚七”還提及：國際社會對細菌戰指控的關注度在緩慢上升，但歐美列強仍顧慮對日關系，官方表態曖昧。重慶方面壓力巨大，武漢方向戰局持續緊張，短期內難以給予天目山實質性支援。信末再次強調：“貴部當前唯有自力更生，堅壁清野，固守待變。慎防內潰，甚于外敵！”

這封信讓宋希濂等人對敵人的陰謀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但也感受到了更沉重的孤立無援的壓力。

果然，幾天后，一些印有“和平救國”、“優待反正”字樣的傳單和“安全證”被風刮入前沿陣地，甚至有偽軍便衣試圖靠近哨兵喊話勸降。同時，在基層士兵中，開始流傳一些諸如“師部長官準備談判”、“某團長要拉隊伍走”的謠，雖然模糊，卻隱隱攪動著人心。

徐銳的監控也取得了進展。通過技術手段和內線偵查，發現一名原為偽軍俘虜后補入三團的士兵，近期行為鬼祟，曾偷偷收藏傳單，并試圖與連隊里另外兩名情緒低落的士兵竊竊私語。徐銳沒有立即抓捕，而是加強監控，放長線釣大魚。

同時，政工部門迅速行動，針對謠進行了公開辟謠，并組織了“揭露漢奸誘降陰謀”的專題討論會，讓戰士們自己發批判，效果良好。

然而，真正的考驗發生在一個傍晚。一名家在上海敵占區的偵察連老兵，突然收到一封輾轉而來的家書，信中稱其老母病重，被“好心人”送入日本醫院救治，但醫藥費昂貴，暗示其若“迷途知返”，便可得到“皇軍”資助，全家團圓。老兵讀信后，情緒崩潰，痛哭流涕，最終卻將信件上交了連指導員，怒吼：“鬼子想用我娘逼我當漢奸！做夢！我跟他們拼了！”

這件事被作為正面典型迅速宣傳，極大鼓舞了士氣，也暴露了日軍的卑鄙手段。

針對敵人的滲透企圖，宋希濂與周明遠、李慕華商議后，決定采取“將計就計”的策略。他們故意在一些可控渠道“泄露”假情報，夸大內部困難，制造個別軍官“不滿”的假象，引誘敵人特工上鉤。

同時，進一步加強了內部團結工作。宋希濂和周明遠親自下到基層連隊，與官兵同吃同住，噓寒問暖，解決實際問題（如盡量幫助解決家屬困難、改善伙食等），用實際行動粉碎謠，彰顯領導層的團結和抗戰決心。

經過一系列努力，根據地內部不僅沒有被敵人的“軟刀子”割開，反而在斗爭中變得更加團結和堅定，宛如一塊鐵板。

深夜，宋希濂正在審閱各地送來的報告，機要參謀匆匆送來一份緊急密電。電文來自武漢戰區最高指揮部，內容簡短卻字字千鈞：

“日軍集重兵于江北，猛攻我田家鎮、富池口要塞，武漢門戶告急！你部雖處敵后，然牽制之功甚偉。望克服萬難，持續積極出擊，襲擾敵交通，鉗制敵兵力，配合正面戰場之決戰。切切！”

武漢會戰的決戰階段，終于要來臨了！天目山的敵后斗爭，被賦予了更直接、更緊迫的戰略使命！

宋希濂攥緊電文，走到地圖前，目光投向武漢方向，久久不語。壓力如山，但責任重于泰山。

他轉身對值班參謀下令：“通知參謀長、政委，立即到指揮部！我們有新任務了！”

窗外，寒風呼嘯，仿佛預示著更加波瀾壯闊、也更加慘烈殘酷的戰斗，即將展開。天目山的堅守，即將與整個國家的命運，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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