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上次那個小包間，還是上次的菜，還是上次的酒。

“昨天我和我弟弟聊了很長時間，這些年，他一直都沒有放棄調查，根據他的調查結果，那一背包的現金，是他那個同學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栽贓陷害我父親，迫使我父親離開領導崗位，因為，我父親擋了某些人的路。”

邵建義對宋思銘說道。

“這就說得通了。”

宋思銘微微點頭。

前幾天，和邵建義聊完，他特意搜了搜十幾年前，那起貪腐大案，除了邵建義的父親邵佑康，剩余被處理的，都是通訊運營商的領導。

這些運營商領導的罪責也很明確，就是收受供應商，也就是日聯股份的賄賂，然后釋放大筆手機采購訂單給日聯股份。

但邵佑康所處的位置，與日聯股份是沒有直接交集的，理論上，日聯股份送錢也送不到邵佑康那里。

所以，宋思銘也推斷，這是典型的栽贓陷害。

“擋了誰的路？”

宋思銘問邵建義。

“萬家。”

邵建義回答道。

“萬家？”

宋思銘當然聽說過萬家。

萬家老爺子和葉家老爺子葉智山，以及齊廣太的爺爺齊永年，當年可是一個級別的。

而且萬家的第二代，也都非常爭氣，除了老四萬立冬經商，其他三個都從政，且身居高位。

“具體是怎么回事？”

涉及到萬家，宋思銘的好奇心也被勾起來了。

“當時國家正在發展新一代的通信標準，我父親作為分管副部長，希望搞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自研標準，而萬家則是傾向于，引起國外現成的通信標準，雙方存在嚴重分歧，萬家曾數次游說我父親，希望我父親能轉而支持國外標準，但我父親不為所動，然后，我父親就出事了。”

邵建義講述道。

“這樣嗎？”

十幾年前，那場通訊標準之爭，宋思銘也有所了解。

那時候正從2g向3g邁進。

1g時代是aps模擬通訊標準壟斷市場，2g時代則是gs對抗cda，以上這些通信標準都是國外的標準，所以，在1g時代和2g時代，我國的通信產業，始終受制于人。

沒辦法，標準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只能被動挨打。

但從3g時代開始，我國的自主通訊標準td—scda登上歷史舞臺，但三大運營商中也只有一家，使用了自主標準，另外兩家，還是引進了國外的標準。

結合邵建義所說，宋思銘可以想象，當時的自主與引進之爭，是多么激烈。

不然，最后也不可能是一個國家，三套通信標準。

“邵總，你說的這些，是全憑想象，還是有明確證據？”

宋思銘問邵建義。

“不是全憑想象，但要說足夠明確的證據，也沒有。”

邵建義告訴宋思銘，“我弟弟那個同學名叫耿懷樂，耿懷樂曾經找過我弟弟，道歉并坦誠一切，按照耿懷樂的說法，他那一背包的錢，是為了救他的父親，才放到我們家的，他的父親是手機制造商日聯股份的高管，當時因為行賄被抓，有人找到耿懷樂，說只要耿懷樂把那一背包的錢放到我們家，其父就能被釋放，耿懷樂當時也只是個高中生，救父心切，也沒想其他的，就照做了。后來得知我父親被雙開，不久后憂郁去世，耿懷樂也很是自責，最終承受不住良心的譴責，才找到我弟弟。”

“難道唆使耿懷樂往你們家放錢的是萬家？”

宋思銘懷疑地問邵建義。

“不是萬家，而是日新股份的競爭對手，鼎新科技。”

邵建義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