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黃友良還有些猶豫，袁大奎只能耐著性子繼續勸道：“我們已經勸過他不要上山了，是他非要上山的，出了事怎么能怪我們呢？再說我只是想給他一點教訓，又不要人命，讓他搞個灰頭灰臉，他以后就不敢下來找我們麻煩了！……”

“你跟你小舅子說不要告訴那些‘瑤老骨’王慶之的真實身份，就說有兩個縣城來的外地人不聽勸非要上山，身上還帶了不少錢，以那些游手好閑的年輕‘瑤老骨’的德性，肯定會動歪腦筋……”

黃友良在袁大奎的勸說下也有些動搖了，回龍山的瑤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識也比較淡薄，之前就發生過外地來的茶葉販子上山采購茶葉被‘瑤老骨’敲了悶棍洗劫一空的案子。

而像這種案子要追查起來難度也很大，因為山上的瑤民住得很分散，人口信息統計也不全，而受害人驚慌之下也不太能記得行兇者的面貌特征，加上這里面還涉及到少數民族政策，所以通常這種案子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袁大奎見黃友良有些動搖了，也拋出了自己最后的底牌，壓低嗓門道：“友良，實話跟你說吧，我之前給縣委劉書記也打了電話，這也是他的意思，出了事他肯定會幫我們說話的……”

黃友良知道既然袁大奎把話都說出來了，那自己不想答應也得答應，而且他和袁大奎早已是一條繩上的蚱蜢，只能共同進退，又聽說背后還有劉國政的支持，終于不再猶豫，咬了咬牙道：“行，我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