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知道。”

這也是周貴芳自愿調到這個偏遠的鎮上郵局工作的重要原因。

周家一共有三姐弟，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們姐弟三人都投身革命事業。

那一年大姐二十歲，自己十八歲，弟弟才十六歲。

姐姐是隨軍衛生隊的護士長，最后一次有聯系時姐姐說她可能要結婚了。

周貴芳一直在等姐姐的好消息，也想知道姐夫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結果從那以后杳無音訊，后來又經歷了特殊時期和動亂年代，和自己有聯系的只有弟弟周貴安了。

這些年來一直在打聽，只聽說后來姐姐所屬部隊開赴了鴨綠江，別的什么都沒打聽到了。

周貴芳手里捏著那封泛黃的家書是從這個小鎮上寄出來的，她來萬安鎮工作了半個月了，每到休息的時候就特意去四處走走看看，和一些上了年紀的老太太們聊聊天，有意無意的問一些五零年有沒有部隊駐這兒的事情。

很遺憾的是她們都沒有什么印象了。

好不容易聽一個大爺說有部隊路過，一問穿著打扮周貴芳聽出來了應該是四九年反動派軍隊逃散的散兵。

“大姐，你在哪兒呀，你給我們托一個夢也好啊。”

父母已經年近七十了，經歷過動蕩不安的歲月身體早就垮掉了，他們強撐著不外乎就是想等著大姐回來。

其實周貴芳和周貴安都有一種不好的預感：或許大姐早就犧牲了！

在那個年代沒能找到烈士家屬的不止她一個。

通安村，沒有高志遠在身邊的杜紅英真是覺得盛夏的夜漫長得很。

想了想，干脆做短褲吧。

沒錯，她扛回來的粗布是有大用處的：做了短褲可以拿去賣，或者實物交換也行。

這個時代說是很嚴要割資本主義尾巴，事實上農村集貿市場并沒有管得這么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