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廣德廠長聽到讓其他班子成員發，明顯地松了一口氣，但還是以主人的姿態，側身看了看緊挨著他左手邊坐的一位女同志。
這位女同志約莫三十五六歲，燙著一頭時興的大波浪卷發，耳垂上晃著亮晶晶的耳釘，手指上套著個寬面金戒指，腕上的手表在會議室不算明亮的燈光下也反著光，一看就不是便宜貨。
馬廣德臉上帶笑，語氣里帶著點引薦的意思：“李書記，那……咱們就按順序來，讓班子里其他同志也匯報匯報思想。嗯……書記，我先給您介紹，這位是我們廠的黨委副書記，許紅梅同志，主要分管群團、工會、婦聯這一攤子工作。”
我點點頭，目光落在許紅梅身上，示意她可以開始。
許紅梅顯然沒料到會臨時讓她發。我看了桌面上的會議議程，攏共就四項：馬廣德全面匯報、孫浩宇發、苗東方發、我講話。現在這屬于“加演”，而且我前面那兩個問題有點敲山震虎的意思，會場氣氛繃著，她明顯有些緊張，手足無措的翻看著自己的筆記本。
“李書記，我……我給各位領導匯報一下，”許紅梅清了清嗓子，聲音有點發緊，“我們廠是五八年建廠的老廠子了，歷來重視婦女工作，走在了全縣、甚至地區的前列。別的廠都說‘婦女能頂半邊天’，在我們棉紡廠，女同志那是絕對的主力軍，發揮了‘大半邊天’的作用……”
我不想再空話套話，微微皺了皺眉，抬手打斷了她，但還是依然很紳士的笑著道：“許書記啊，我問兩個具體情況。咱們廠現在的男女職工比例是多少？在職女職工的平均年齡，你掌握嗎？”
許紅梅被這突如其來的具體問題問得一怔，眼神下意識地瞟向旁邊的馬廣德，帶著點求助的意味。馬廣德臉上笑容也僵了一下，趕緊低聲提醒：“紅梅，基本數據……”許紅梅像是抓住救命稻草，連忙轉回頭，臉上擠著笑：“書記，這個……女職工大概……大概有一千一百多人？大部分都在生產一線。平均年齡嘛……這個隨時都在變動，我們沒有精確計算過，不過……估計在四十五歲以上吧。”
我心里暗暗搖頭。一個分管群團婦女工作的副書記，連廠里女職工最基本的結構數據都說不清楚，這工作是怎么做的？看來這位許書記，八成是個擺著好看、占著位子的“花瓶”。對于這個層級的干部，我倒不想一開始就上綱上線，顯得自己太苛責，畢竟隔著級別。
但我還是順著她剛才的話頭，繼續問了下去：“紅梅同志，我再問你，你是分管干部的副書記，廠里干部管理這一塊，你也兼管吧？”
許紅梅連忙點頭：“報告書記，人事科這塊工作是我分管的。”
“那好，”我看著她，“廠里中層干部，包括車間主任、各科室負責人，還有外派的銷售點管理人員，現在一共多少人？這些干部的年齡結構、學歷構成，你這個分管領導，心里有數沒有？”
許紅梅臉上有點掛不住了，肉眼可見地慌了一下，她立刻扭過頭，看向身后側坐著的一位中年干部。那人應該是人事科長，見狀趕緊欠起身，弓著腰，湊到許紅梅耳邊飛快地低聲說了幾句。
許紅梅聽完，像是拿到了標準答案，聲音都高了些：“報告書記，我們廠中層干部，一共是七十九人。”說完，她似乎覺得完成了任務，還補充了一句，“外派在深圳銷售公司的幾個同志，干得都挺好。”
我看著她這副樣子，心里嘆了口氣，語氣平和但帶著明顯的敲打意味：“許書記啊，看來你對廠里一些最基本的情況，還摸得不夠清、不夠透啊。這些數據，應該是一個分管領導腦子里隨時要有的東西。這樣可不行。”
說完，我沒再繼續追問她，目光轉向了坐在馬廣德右手邊的一位男同志。這人五十歲左右，戴著一副黑框眼鏡，面容嚴肅，坐姿端正，看著比許紅梅沉得住氣。
馬廣德趕緊又介紹：“書記，這位是我們廠的常務副廠長，楊衛革同志，主要管廠里的日常生產運行、行政和財務工作。”
我點了點頭，直接問道：“楊廠長，你管財務，剛才馬廠長提到總債務一千九百多萬。這里面，本金多少，利息多少，具體構成是怎樣的，你清楚嗎？”
楊衛革不慌不忙，甚至沒怎么看面前的筆記本，條理清晰地回答：“報告李書記，一千九百萬的債務總額中，本金大約是一千四百萬，累積的利息接近五百萬。利息主要來自兩大塊：一是各家銀行的貸款利息，滾動計算，利滾利，壓力很大；二是前幾年廠里資金實在轉不開時，向兄弟單位和一些關系單位拆借的短期借款，也約定了12%的資金占用費。”他頓了一下，語氣變得誠懇了些，“非常感謝李書記您昨天在聯席會上提出的思路，如果能協調銀行方面實現停息掛賬，哪怕只是暫停計息，對我們廠減輕負擔、逐步化解債務，都是天大的利好消息，我們班子和職工也才看得到一點希望。”
一千九百萬……再次聽到這個具體的數字，我心里還是像被針扎了一下。這筆錢，放在現在財政狀況好些的東洪縣，也接近全年財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了，對曹河這樣的縣、對這么一個困境中的廠子，更是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
我“嗯”了一聲，肯定了他的條理：“楊廠長思路是清晰的，數據也記得準。那依你看，如果外部‘輸血’暫時指望不上，單靠棉紡廠自身，有沒有可能逐步消除這些債務？”
楊衛革翻開筆記本看了看，斟酌著詞句：“報告書記，單靠自身……困難非常大，可以說是步履維艱。核心問題還是產品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賣不上價，也賣不動。”
“競爭力差，分析過具體原因嗎？是產品質量問題，還是價格問題，或者是其他問題？”我追問道。
“都有。”楊衛革回答得很直接，“從根子上說，設備太老太舊了，多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國產和蘇聯設備，故障率高，維修頻繁，嚴重影響連續生產，也拉高了維護成本。生產效率更是沒法跟南方那些用進口新設備的廠子比。同樣的布，人家用人少、耗時短、質量勻整，我們成本自然就高出一大截。再加上我們歷史包袱重，離退休人員多，各項費用攤下來，每米布的成本根本沒有優勢。價格上不去，質量上又沒有突出的亮點，倉庫里積壓的產品就越堆越多，資金流徹底斷了。”
楊副廠長分析得倒是切中要害，比許紅梅扎實多了。我又陸續聽了管生產的副廠長、管后勤的副廠長以及廠紀委書記的簡單匯報，水平參差不齊，但總體感覺，這個班子除了楊衛革等個別人，對廠子真實困境的認知深度和解決問題的緊迫感，都遠遠不夠。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長桌末端，一位一直沒怎么說話的老同志身上。他約莫五十三四歲年紀，臉上溝壑很深，頭發花白稀疏，穿著一件深藍色中山裝，袖口有些磨損，看上去和車間里那些老師傅沒什么兩樣，與周圍幾位衣著光鮮的廠領導形成了鮮明對比。
馬廣德順著我的目光看去，介紹道：“哦，這位是我們廠的工會主席，周平同志。”
我看向周平，語氣緩和了些：“周主席，你是職工選出來的，代表的是全廠一千多職工的利益和聲音。剛才各位廠領導主要是從經營管理角度談的，你從工會角度，從職工群眾的角度，談談看法？對于廠子脫困，職工們有什么想法，你們工會又有什么考慮？”
對于周平的發，我原本沒抱太大期望。前面一圈聽下來，除了楊衛革，其他人的匯報大多流于表面，連家底都未必完全摸清。但周平作為最后一個發，或許時間上他準備得更充分一些，而且工會主席的身份，應該能聽到一些不一樣的聲音。
周平拿起面前一個用廢舊報表紙裝訂成的筆記本，翻開，雙手有些粗糙。他抬頭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在場的縣領導，眼神里沒有許紅梅那樣的慌亂，也沒有楊衛革那種干練，反而有種壓抑已久的沉重和一絲豁出去的耿直。
“尊敬的李書記，各位領導，”周平的聲音不高，帶著點沙啞，但吐字很清晰，“剛才馬廠長、許書記，還有楊廠長他們，都把廠里的困難，特別是經營上的困難，匯報得很清楚了，說的都是實情，廠子確實到了生死存亡的關口。”
他將目光看向我：“但是，光說困難不行，得想辦法解決。我代表工會，也代表很多敢怒不敢的職工，想跟領導們匯報一個我們反復琢磨過、也跟部分職工代表商議過的思路。”
哦？我身體微微前傾，來了興趣。解決問題才是關鍵，這位周主席，看來是抓住重點了。
馬廣德在一旁輕輕咳嗽了一聲，插話道：“老周，時間不早了，都快十二點半了，食堂還等著呢。李書記難得來，咱們準備了魚……你挑要緊的說，長話短說。”
我擺擺手，笑著看著周平：“吃飯不急，工作要緊。周主席，你說，有什么思路？”
周平看了馬廣德一眼，眼神復雜，然后轉向我，語氣堅定了些：“李書記，我的想法，其實之前在職代會上也提過，就是能不能把廠區東邊那大片閑置的土地盤活利用起來？那塊地，位置其實不錯，就在城邊，交通也方便。前兩年有南方來的老板考察過，很感興趣。咱們廠短期內根本用不上那么大的地方，荒著也是荒著，種點麥子收成有限。如果能想辦法把那塊地變成活錢，哪怕是一部分，就能解決眼前的燃眉之急，給廠子續上命。咱們縣里財政困難，大家都清楚，指望縣里大量撥款不現實。咱們廠一千多號人，在縣里算個大廠，但在全國看就是個小企業。我覺得，得自己想辦法，‘造血’比‘等血’更牢靠。土地是咱們廠現在最實在、可能也是唯一能快速變現的資源了。”
土地！我回想起之前的會議紀要，看來當初提出這個方案的，正是這位看上去樸實干巴的工會主席周平。
而馬廣德剛才的打斷，以及此刻微微蹙起的眉頭，都表明他對此方案并不熱心，甚至有些排斥。
這就很有意思了。一個眼看廠子就要斷氣的廠長，為何對可能救命的“賣地”方案如此態度？而一個工會主席，為何要鍥而不舍地推動這個明顯會觸動某些人利益的方案？看來，這棉紡廠的一潭死水下面，暗流比我想象的還要復雜，還要深。
我看了一眼苗東方，他正低頭看著茶杯。孫浩宇則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
我收回目光，手指在桌面上輕輕點了點，面向眾人，聲音平穩地開了口：“嗯，周主席提出了一個具體的思路――盤活閑置土地資源，換取脫困發展資金。各位縣領導，還有廠里的同志，大家都議一議，這個方案的可行性到底怎么樣？如果那塊地只是用來種麥子、養魚，我個人認為，它的價值確實沒有充分發揮出來。不瞞大家，我元旦去醫院看望滿倉縣長時，他也提到了類似的想法，認為棉紡廠的問題，可能要從資產盤活上找突破口。”
我略作停頓，目光掃過全場，尤其是在馬廣德、苗東方臉上停留了一瞬。
“這樣吧，咱們今天既然來了，就把問題攤開。飯，可以晚點吃。先集中議一議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棉紡廠東區那片地，到底該怎么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