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叔直接切入主題，他的聲音通過電話線傳來，帶著一種經過歲月沉淀的沉穩，也帶著長輩對晚輩的關切。“朝陽啊，從票據上看，他的行程軌跡很清楚。是從首都坐火車到的省城，這很正常，大報記者都這個路線。但接下來，就有意思了。他沒在省城停留，也沒直接來我們東原市里，而是在省城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直接到曹河縣的票。”

“曹河縣？”

“對，曹河縣。”張叔的語氣十分肯定，帶著一種基于事實的篤定。“而且，他在曹河縣待的時間非常短，根據車票時間推算，滿打滿算也就兩三個小時。這么短的時間，能干什么？估計是去見什么人，或者辦什么事，但看樣子，像是沒談攏，或者沒拿到想要的東西，碰了釘子。”

我腦子里迅速勾勒著這張路線圖：首都―省城―曹河縣―東洪縣。這個彎繞得并不蹊蹺。必然是想著見紅旗書記的，這也是大多數記者的套路。

張叔接著分析道：“然后，他就從曹河縣坐車，到了你們東洪縣。這段路不算遠，但他在東洪縣待的時間就長了，差不多有半天，從上午一直到下午臨近下班的時候。”

半天時間。這就不一樣了。半天，足夠進行一番深入的“交談”，甚至可能不止見一個人。我的心慢慢沉了下去，東洪縣果然是重點中的重點。

“在東洪縣待了半天之后，”張叔的聲音平穩地敘述著，像在解讀一份機密檔案，“他應該是在傍晚時分，坐車去了市里的光明區。關鍵就在這里，他在光明區招待所，一口氣住了三天。”

三天！這個時間長度，讓整個事件的性質似乎都發生了變化。如果只是在曹河、東洪短暫停留，還可以勉強解釋為正常的采訪調研流程，但在市區光明區住下三天，就顯得頗有深意了。光明區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這三天，他見了誰，聽到了什么，才是真正決定那篇報道走向的關鍵。

“三天后，他從光明區招待所直接返回了省城，沒有再去其他地方。”張叔總結道，然后給出了他的判斷，“所以，從這個行程來看，脈絡大致清晰了。他在曹河縣可能是初步接觸，但沒達到目的，或者說，曹河那邊能提供的東西有限。轉而到了你們東洪縣，東洪縣這半天時間，就是用來碰頭、深談的。而真正的重頭戲，是在光明區那三天啊。這三天里，他接觸到的信息，最終塑造了那篇報道的基本基調吧。”

我忍不住嘆道：“張叔，您這番抽絲剝繭，簡直比咱們刑偵支隊的孫茂安還要專業、還要細致。就憑幾張看似不起眼的車票票據，就能把一個人的行動意圖分析得這么透徹。”

張叔在電話那頭輕輕“哎”了一聲“朝陽，你這可是在給我戴高帽子了。凡事多問幾個為什么，看看表象底下藏著什么。這件事情，我之所以愿意多花點心思，是因為這個記者的報道，不僅僅是對田嘉明同志個人啊，更主要的是，其論些對東原市委、市政府整體工作的傾向，影響很壞，是干擾了大局的。你們縣里，難道就對這消息的來源，沒有一點懷疑和排查嗎？”

我嘆了口氣，知道在張叔面前沒必要遮掩，便實話實說：“張叔，不是沒有懷疑。說實話，從上到下，大家心里都有幾個猜測的對象。但是這種敏感的事情，關乎同志的政治生命啊，沒有百分之百的鐵證，誰敢輕易去給領導匯報？現在畢竟不是過去那個年代了，一切要講法治，講證據。我不能憑感覺、憑關系親疏就隨便懷疑哪位同志。如果互相猜忌起來，整個班子的團結、縣里的政治生態就全亂了。這也是于偉正書記常強調的，‘說話要講證據，辦事要依規矩’。”

“嗯，你說得對，非常對。”張叔的語氣變得嚴肅而深沉，“越是這種時候，越要沉住氣，穩得住神，你跟我交個底，你心里……最懷疑的是誰？”

我幾乎是對著話筒耳語：“張叔，田嘉明自己是當事人，他的感受最直接，也最強烈。他……他高度懷疑是縣委書記丁洪濤同志。”

“哦？”張叔的聲音里聽不出太多驚訝，更像是一種確認，“理由呢？總不能空口無憑吧。”

“田嘉明之前跟我詳細匯報過，也跟市局反映過。主要是這件事讓他心里結了疙瘩：一是防汛搶險最緊張的時候，縣里有專項經費，丁洪濤書記曾經私下向田嘉明暗示，希望他能從里面‘靈活’處理一部分，意思大概是想拿點回扣，。但田嘉明認為防汛是天大的事，就硬頂著沒同意。二是上次大堤上，丁洪濤要挖大堤，田嘉明硬頂著沒同意啊。”

張叔說道：“這么來看啊，是有可能，我在東原一直在忙業務上的事，這個事都是老李給于偉正書記單獨匯報的，對這些細節，沒有掌握。”

“所以，田嘉明結合上次記者的事，就懷疑是丁洪濤，方便下一步調整公安局的班子，換上更‘順手’的人。”

張叔靜靜地聽著，電話里只有他平穩的呼吸聲。等我說完，他沉默了幾秒，才問道：“這些情況，聽起來是有些關聯。你有沒有想過，把這些懷疑，連同這個記者的行程疑點，直接向于偉正書記做個匯報？”

我幾乎脫口而出：“張叔，不瞞您說，我確實想過。畢竟田嘉明的推測合情合理，而且事關縣委常委、公安局長，影響太大……”

“匯報沒有啊？”

“還沒有，我有這個打算。”

“糊涂！”張叔打斷了我，語氣罕有地加重了些“朝陽！我上次是怎么跟你說的？‘別鋒芒畢露’！就算田嘉明懷疑得有道理，就算這事兒八成就是丁洪濤指使的，那也輪不到你直接去跟市委書記匯報！懷疑不是證據，這叫告黑狀！你讓于偉正書記怎么想？他會不會覺得你李朝陽迫不及待地想扳倒丁洪濤，自己來坐這個縣委書記的位置？就算于書記本人明察秋毫，不這么想，那其他常委、其他干部會怎么看？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啊！”

我背后驚出一層細汗，張叔的話精準地剖開了我內心深處那點急于求成、甚至帶著點“為民請命”的個人英雄主義念頭，讓我看到了其中蘊含的巨大政治風險。官場上的事，很多時候不是簡單的是非對錯，而是錯綜復雜的權力平衡和人際關系。

張叔語重心長，繼續說教：“這個時候，你的正確態度應該是穩住神，定住心，抓牢你縣政府的業務工作，經濟也好，民生也好，做出幾件實實在在的、大家看得見的成績來。對于班子里的矛盾，要講究方式方法，講究策略藝術，要時刻維護班長的權威。懷疑，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要有實打實的證據鏈。你剛才說的那些，頂多算是線索和動機，離能夠擺到桌面上、經得起推敲的‘證據’二字，還差得遠。光是‘據說’、‘懷疑’，拿不出鐵證，是動不了一個縣委書記的。”

我還有些不服氣，辯解道：“張叔，我覺得把這些線索串聯起來，已經很有說服力了，邏輯上是通的……”

“說服力不等于證據！更不等于組織紀律！”張叔說道“朝陽，你要清醒地認識到，丁洪濤同志是縣委書記，是市委委員，那是一方大員，是經過組織多年培養、考驗和任用的干部。在沒有十分確鑿、過硬證據的情況下，僅憑田嘉明同志個人的一些推測、感受和未經證實的‘暗示’，是絕對動不了他的。這已經不是六七十年代可以搞捕風捉影、主觀臆斷那一套了。任何一級負責任的領導，都會對這種缺乏實據的舉報非常反感，這是官場大忌，也會讓你自己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

我拿著筆，抓住幾個關鍵詞寫了下來：“捕風捉影、主觀臆斷！”

他繼續說道：“我再說得直白點，朝陽啊，你現在哪怕因為工作思路不同，和丁洪濤在常委會上拍桌子吵架，都行。那叫工作爭論，是光明正大的。但唯獨你不能去匯報。為什么？因為你的身份太敏感了！你想想，你的前任李泰峰，基本上就是在你手上被查處的。如果緊接著，丁洪濤這個縣委書記又栽在你手里，外人會怎么看？上級領導會怎么看？”

我說道：“張叔，我在聽！”

“是啊，可能在情理上你覺得你占理，但在輿論上、在政治影響上，你會極其被動！別人會怎么說？他們會謠傳，你李朝陽為了上位，不擇手段，一心想著排除異己。到時候，你的政治前途可能就真的遇到大麻煩了。任何一個領導，在用你的時候，都會掂量一下，你會不會哪天也‘搜集證據’把他搞下去？‘和光同塵’，‘靜水流深’，這八個字絕不是書本上虛無縹緲的成語，那是無數前輩用經驗教訓總結出來的處世智慧和生存哲學啊！”

我徹底沉默了，握著聽筒的手心有些潮濕。張叔的話澆滅了我心頭的躁動，政治，很多時候比拼的不是誰更正確，而是誰更沉穩，誰更能把握時機和分寸。

“張叔，您批評的是。那我……現在具體該怎么辦？”我虛心求教，語氣誠懇。

“你剛才最后那句話的態度就很好嘛。”張叔的語氣明顯緩和下來，帶著一絲欣慰，“洞若觀火，置身事外。把你了解到的這些情況，包括這個記者的行程疑點，用適當的方式給老李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