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比都的局勢，在表面的平靜下，暗流愈發湍急。楊龍雖憑借雷霆手段和關鍵證據暫時壓制了舊勢力的反撲，但他“華人”的身份和背后第五特區的影子，如同原罪，在驃國軍政府內部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利益受損者心中，埋下了更深的芥蒂。

閔上將在權衡利弊后選擇了暫時妥協，但這妥協并非真心實意，更像是一種蟄伏。他需要時間消化楊龍帶來的沖擊，也需要一個更穩妥、更不沾血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日益尾大不掉的“合作者”。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暗流在舊勢力殘存分子和一些心懷不滿的驃族少壯派軍官中，開始流傳一種論調：“楊龍能拿到如此機密的核心證據，恰恰說明他與外部勢力勾結之深。他今天能用這些證據扳倒索圖，明天就能用其他證據扳倒在座的任何人。”這種論調極具煽動性，尤其迎合了軍內日益抬頭的大驃族主義情緒。

先前被李剛部分影響的媒體，在更強大的壓力或更優厚的利益許諾下，開始悄然轉向。他們不再直接攻擊閔上將或為索圖鳴冤，而是將矛頭集中指向楊龍的“身份問題”。一些看似“客觀”的評論文章開始探討“國家核心權力部門是否應由非主體民族人士長期擔任要職”，并引用“國際經驗”暗示潛在風險。市井之間，關于楊龍“架空總司令”、“欲效仿古代權臣”的謠開始散播。

議會中一些原本中立的議員開始對楊龍主管的部門工作提出種種質疑。從軍費開支的細節，到人事任免的“程序問題”，再到對特區政策的“關切”，各種聽證會、質詢會接踵而至，讓楊龍及其團隊疲于應付，消耗了大量精力和政治資本。他提出的旨在促進經濟發展、緩和民族矛盾的政策，在議會層面遭到各種刁難和拖延，難以推行。

閔上將以“減輕楊龍將軍工作負擔，使其更專注于軍隊現代化”為由，對軍政秘書處的權力進行“優化調整”。幾個關鍵部門，如人事、后勤、情報分析等，被劃歸新成立的、直接對總司令負責的“特別辦公室”或交由其他忠于閔上將的將領分管。楊龍雖然保留了主任頭銜，但實際權力被大幅削弱，逐漸被排除在核心決策圈之外。

那些曾因利益而與楊龍走近的官員和將領，在感受到風向變化后，開始有意無意地疏遠他。重要的社交場合不再邀請他，私下里的溝通也變得謹慎而官方。曾經許諾的支持在關鍵時刻變得含糊其辭。吳溫奈將軍等元老也保持了沉默，他們或許不認同極端民族主義，但更不愿在局勢不明時卷入漩渦。

先前答應給予特區的物資配額和貿易便利，在實際執行中被層層設卡，大打折扣。通往特區的關鍵道路修繕計劃被無限期推遲，特區在驃國腹地的商業活動受到各種“合規審查”的騷擾，經濟損失開始顯現。

軍政府以防務需要為名，對幾個關鍵地區的駐軍進行“例行”輪換。一些被認為與楊龍關系較好或對特區態度溫和的部隊被調離核心崗位或邊境要沖，取而代之的是由極端民族主義將領掌控的、對華人勢力抱有敵意的部隊。特區周邊的軍事壓力并未因之前的沖突平息而減少，反而以一種更常規、更不易被指責的方式持續存在。

楊龍在內比都的官方警衛人員被以“加強保護”或“統一調配”為名進行了部分更換。新來的警衛表面恭敬，實則監視意味濃厚，讓楊龍感到如同身處囚籠。他的一些貼身親信開始遭遇“意外”，或是在調查中莫名陷入麻煩，使其力量被進一步削弱和孤立。

同時李剛通過北斗的內比都網絡，截獲了模糊的、針對楊龍的物理清除計劃討論。雖然無法確定來源是舊勢力余孽還是閔上將的默許縱容，但危險信號已經亮起。王遷甚至秘密潛入內比都，當面警告楊龍，并提出秘密護送其返回特區，但被楊龍拒絕。他認為此時一旦逃離，不僅前功盡棄，還會坐實所有指控，給閔上將武力解決特區提供絕佳借口。

在一種極度壓抑和不信任的氛圍中，內比都宣布將舉行一次高級別軍事會議，旨在“統一思想，應對當前復雜局勢”。會議地點設在位于郊外的一處軍營，所有參會高級將領不得攜帶過多隨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