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晚飯在家吃嗎？”

王霞敏泡了一杯龍井放在冼耀文面前。

“我打算約一個人見面，不知道能不能約上，也不知道會不會約在今天，你不用準備了，如果我留在家里，我們可以去嘗嘗經過美式改良的中餐。”

說著，冼耀文將王霞敏摟進懷里。

“好吃嗎？”

“你在溫哥華沒去過中餐館？”

王霞敏搖了搖頭，“第一次出國我只想吃點沒吃過的吃食，我吃了法式肉餡餅、法式豌豆湯、蒙特利爾煙熏肉、納奈莫條、波蘭餃子，還有好多，每一餐都換不同風味的餐館。”

冼耀文摸了摸王霞敏的小肚子，“你的胃受得了嗎？有沒有拉肚子？”

“我去的都是高檔餐廳，可能烹飪手法和蒼蠅館子不太一樣，我吃著都還好，只有一次不太舒服。其實我挺想去蒼蠅館子，被律師勸住了，他說白人開的餐廳并不待見華人，不是不招待，就是只能從后門進入，不能吃堂食，只能外帶。”

“哦，這樣的話不去是對的，免得自己心里添堵。”

“華人在海外真艱難。”王霞敏感慨道：“他們能站穩腳跟遭了多大罪。”

“在異國他鄉遭罪是必然的，就像你住在一條小溪邊，你一個人的時候，用笊籬隨便一撈就是一盤菜，后來又來了一個人，你們友好協商，一個上午撈，一個下午撈，每人都有一盤菜。

再后來，小溪的名氣傳了出去，大家都知道隨便一撈就是一盤菜，來了五六七八個新人，等人數到十人，笊籬必須撈兩三次才能湊夠一盤菜，而且每三四天才能輪到撈一次。

于是，十人組建了一個笊籬委員會，對撈制定了一條條章程，基本的原則就是通過限制新人的撈權保證十人的利益，具體的做法是通過拉攏一批新人去打擊另一批新人。”

“掌握分配權的人讓被分配的人起內哄？”

“差不多是這個意思，華人和白人的根本區別不是膚色，不是沒有一個強大的祖國，而是信仰不同、生活習慣不同的個性鮮明。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商鞅曰‘力田疾作，可以富家’，韓非子曰‘侈而惰者貧，力而儉者富’。

漢文帝下詔鼓勵農耕：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

朱元璋推行里甲制，要求百姓各安其業，并稱勤儉為治身之本，將勤勞與治家、治國結合。

雍正在《圣諭廣訓》中明確要求百姓重農桑以足衣食，強化農耕致富的觀念。

圣人、一代代的封建帝王都在向百姓灌輸勤勞致富的理念，出發點是好的，農民多收糧食，皇帝可以多收農稅，國家富強，皇帝當得安心，百姓也日漸富裕，我好，大家都好。

可百官不樂意了，我他娘的寒窗苦讀十余載，為了升官把老婆都送給上官睡了，就他媽的為了領你一點養不活全家的俸祿？

你好，我他媽不好，朱重八你他媽別忘了，你就是一個臭要飯的，是兄弟們豁出命去捧你坐上皇位，干你娘的，你個王八蛋，凡是姓朱，都能吃成豬樣，兄弟們呢？

我就說臭要飯的靠不住，靠著和狗搶食活下來的，在他眼里，兄弟們都是狗，和他搶食的狗……”

王霞敏咯咯笑道：“先生對朱元璋這么大怨念？”

“鳥盡弓藏，走狗烹，歷朝歷代無不如此，只是朱元璋做得太過火……”冼耀文擺擺手，“不說這個，扯遠了。

華人壞就壞在習慣了玩命干才能吃飽飯的日子，但凡刀不是明晃晃地架在脖子上，能想到的改變惡劣現狀的辦法就是玩命干。

人家有商有量的一三五二四六輪著撈，到了你這就是一天不歇一直偷偷撈，壞了規矩，打破平衡，人家不針對你針對誰？”

“白人沒有華人勤勞？”

“沒有，白人相對比較散漫，很少有人會玩命干。”

“為什么呢？”王霞敏化身好奇寶寶。

“這個說來話長，北美白人的老家都在歐洲，那里是塊好地方，受北大西洋暖流影響，屬于溫帶海洋性氣候，冬暖夏涼，旱澇災害較少。

公元1300年之前的300年里，歐洲氣候溫暖，人口持續增長，期間未發生重大災害，百姓稍微賣點力就能吃上飯，可以說是安居樂業，上層建筑醉心宗教，以宗教的名義制造戰爭，削弱領主力量。

直到14世紀小冰期來臨，氣候變冷引發糧食減產和饑荒，歐洲也開始玩農民暴動，但災害主要是氣溫低、雨水多，而非嚴重干旱，熬上一段時間，優勝劣汰死掉一批人，糧食就好平均了。

所以呀，歐洲的農民暴動通常不怎么堅決，仗都是打著看，一瞅天氣變好了，一個個也就開溜了，打個屁仗啊，趕緊回家別耽誤了農時。

再有呢，歐洲中世紀長期處于小國林立、封建割據狀態，國王直接管轄的官僚和軍隊規模較小，權力受限，且存在議會等機構對王權進行制約。

歐洲農民主要受封建領主或莊園主的剝削，領主與農民世代生活在同一地區，出于長遠利益考慮，不敢過度壓榨農民，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會帶領農民反抗不合理的攤派。

中國就不一樣，對百官而，沒有什么是屬于自己的，全他媽是皇上的，不趁著官帽還在頭上戴著撈夠好處，等告老還鄉喝西北風去呀？

所以呀，封建時期的百官即使目光長遠，也只會做利在當代之事，就因為著急權力變現。

封建時代數千年，百姓受圣人恩惠最大的就是青史留名四個字，都好名，都要點臉面，百官才沒把事情做絕。

也正因為百官盤剝的厲害，最底層的百姓很難把家族傳承下來，基本傳著傳著就滅絕了，像我們這樣有機會來到這個世上，只能說明老祖宗出過了不得的人物，本身是官僚集團的一員，躲過了會滅族的盤剝。

所以呀，是個中國人差不多就可以自豪地宣布：小太爺是貪官之后，想當年我祖宗心情一不舒暢就宰幾個百姓出出邪氣。”

王霞敏笑得花枝亂顫，“先生，我肚子笑痛了，你別逗我笑了。”

冼耀文輕撫王霞敏的小肚子，幽幽地說道：“歐洲人大抵上沒吃過什么大苦，人相食的場面沒有發生過幾次，不像我們，最近的一次還不到十年，以后還會不會發生不好說。

合伙做生意最怕的就是責權不明，說起來生意是大家的，大家都得玩了命地干，但分紅的時候卻是幾個大股東私底下偷偷分，壓根沒有小股東什么事，更別提散戶。

長此以往，小股東自然開始磨洋工，欺上媚下，鉆各種空子中飽私囊，大股東要么學朱元璋大殺特殺，但這么干的弊端，歷史上早就寫著，不可取。

要么學會當睜眼瞎，只要不是太過火權當沒看見，主要的精力用在糊弄散戶上，讓他們相信生意還是大家的生意，即使吃不到大肥肉，也能跟著聞聞肉香。”

“責權明了又會怎么樣呢？”

“散戶清楚自己的分紅會有多少，應該付出多少責任內的義務勞動，完成了義務，該歇就歇歇，活得不會太累。

想多拿分紅，可以多干一點，拼命成為小股東，或者聯合其他散戶提出自己的訴求：今年的生意比去年好，分紅也該漲漲了。

當然，比起責權不明，更為可悲的是，生意好的前提建立在散戶玩命干的基礎上，這就無解了，無論生意好不好，散戶都得累成猴。

白人不想累成猴，自然會排斥帶著他們往猴子的方向進化的華人，華人最大的缺點就是太勤勞，走到哪里都不會討當地人喜歡。”

“勤勞也是一種罪？”

“而且是重罪，不遭排斥也會被利用，你們玩命干，有需要的時候，大股東會松開拴惡狗的鏈子，把勞動成果搶個精光，然后沉寂一段時間，開啟下一輪。”

“哪里？加拿大嗎？”

“哪里都有可能。”冼耀文在王霞敏的手背上輕拍，“好了，不說這個，我打個電話。”

他的話音未落，電話響了。

王霞敏拿起話筒遞了過來，他接過一聽，是楊蕾孟打來的。

“老板，明天晚上在華爾道夫酒店有個晚會，你要不要參加？”

“你早上怎么不說，我中午剛有了安排，下次再有晚會早點通知，我好提早做安排。”

孔祥熙一家在國府失勢退到紐約后，宋靄齡可能是出于通過社交活動維持影響力的需要，一直熱衷于舉辦晚會，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后，大概是看出臺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晚會舉辦更為頻繁，既借晚會拉攏華人精英人士，又勾連美國政商人士。

晚會舉辦的地址不是在孔府，就是在華爾道夫酒店，所以一聽地址，冼耀文就明白是什么性質的晚會，他是惦記宋靄齡手里的錢，但并不想出席左右站隊的晚會。

而且，楊蕾孟早上不說，現在不合時宜的打電話過來，明顯邀請他參加晚會不是出自其本意，明天周六，可能顧維鈞已經從華盛頓趕到紐約會小妾，也可能嚴幼韻在孔府做客。

這個電話背后，可能有宋美齡的身影，或者小蔣的身影，是打算堵住老子往左的路，只能往右走？

如果是宋美齡，他只想娘希匹，媽了個巴子，直接平等合作不行呀，非得讓老子做夜壺？

一點大股東的容人之量都沒有，大家友好協作割散戶韭菜不好嗎？

“這么不巧呀？”

“你老板我是大人物，日理萬機，能被你抓住拍馬屁的機會都是你幾百年修來的福氣，怎么還想我隨傳隨到？”

楊蕾孟咯咯笑道：“老板，你的臉皮真厚。”

“淘氣，沒其他事掛了。”

“沒事了。”

冼耀文掛掉電話，對王霞敏說道：“這兩天你有沒有看報紙？”

“先生你留在書房的報紙我看了。”

“有留意孔令儀的報道嗎？”

“她和那個詹姆斯的報道？”

“詹姆斯?范?阿倫二世，按照報紙上的說法，兩人在自由中國救濟會的慈善晚宴上認識，他們兩個是什么關系我不關心，我只關心孔令儀在晚宴上的發。”

“要組建在美華人反共聯盟？”

“嗯，剛才那個電話是嚴幼韻的女兒打來的，邀請我去參加華爾道夫酒店的晚會，我不好問是誰讓她發出的邀請，但想必逃不開那幾個人，對方沉不住氣對我們來說是好事，我可能會更早回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