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生，不好意思啊，剛把佩佩送走，我下午去看望伯父……好的，好的，再會。”

周一的時候，冼耀文并未如約去醫院看望周懋臣，而是借口陪伴岑佩佩給周孝s打了個電話說延期，他就是想抻一抻，看看周懋臣的心會不會亂起來。

如今岑佩佩走了，他也是時候去看望周懋臣。

剛擱下電話，辦公室的門被叩響，兩秒鐘后門被推開，吳婉芳走了進來。

“老板，新光標準內衣染織整理廠的傅良駿先生來拜訪。”

“傅良駿？”冼耀文腦子稍稍一轉便搜索出對應資料信息，“快請進來，不了，還是我親自請。”

說著，冼耀文站起身往辦公室外走去。

從1942年9月25日起，連續6天，上海兩家報紙《申報》和《新聞報》上刊登了整版廣告，第一份廣告以一個巨大的問號“s”開頭，并附有一句話，提醒讀者請關注明天的廣告。

每一天，就像一個謎語一樣，廣告都會增加一個字母，到第五天，廣告拼出一單詞“smart”，到了第六天，才登出完整的廣告“smart司麥脫襯衣”。

這個廣告是一個叫王鶯的人的手筆，王鶯當時是新光標準的總經理，而傅良駿是新光標準的創始人。

九一八事變后，東北爆發抵制日貨運動，令傅良駿以及其他幾個聯合創始人看見了生產本土襯衣的商機，1933年，新光標準成立于法租界呂班路，初始只有9名工人，每天用3臺腳踏縫紉機縫制6打襯衣，手工縫制紐扣。

盡管當時東洋襯衣遭到抵制，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外國襯衣仍然占據著中國市場的主導地位，國內競爭也很激烈，僅上海就有140多家襯衣廠，其中不乏黃鴻鈞的abc內衣廠這種擁有1400名工人的超級大廠。

為了發展業務，新光標準于1934年開始為葡萄牙品牌“dice”生產襯衣，同時也生產自己的“新光標準”品牌。

發展到1937年，新光標準的業績已經足夠好，因此搬進了位于迪拜大道27號的一棟四層建筑，一樓是商店，三層是工廠，共有30名工人。后來，在同一地點建立了一個擁有現代化設備的更大的工廠，員工人數增加到200多人。

1940年，新光標準已遍布中國各地，并開始出口到東南亞。盡管該公司已經擁有生產高端襯衣的技術知識，但它仍然主要關注低端市場，因為高端客戶仍然青睞外國品牌而不是本土品牌。

隨著中日戰爭的進展，從西方進口的襯衣變得越來越難買到，而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東洋控制下的中國一半地區都買不到襯衣。在此背景下，經過6個月的研發，新光標準創立了“司麥脫”品牌，以填補外國品牌在高端市場留下的空白。

為了推廣這個新品牌，傅良駿吸納了營銷高手、聯合廣告公司圖畫部主任王鶯加盟新光標準，這才有了新穎的廣告手筆。

王鶯的能力不錯，一板斧之后又劈出兩板斧，一舉將司麥脫捧為頂級襯衣品牌，并成為新光標準的主要牟利工具。

隨著襯衣業務的增長，新光標準決定進行垂直整合，于1944年收購了2家織布廠和1家染廠，將所有生產線整合到唐山路60畝土地上的一個大型工廠中，到1946年，工廠擁有1200名工人，每天生產3000件襯衣和600碼布料，除了用于生產自己的襯衣外，也出售給其他較小的襯衣制造商。

新光標準還在浦東經營著一所培訓學校，每三個月培養大約150名畢業生，以增加勞動力。

戰后，隨著出口市場重新開放，新光標準立即與其他四家上海制造企業――中國線廠、天隆布廠、環球手帕和康福襪廠合作，在香港成立建力公司，作為其產品在東南亞市場的總經銷商。

建力公司的負責人是潘棠華，客家人，自30年代以來一直積極在東南亞推銷中國產品。海外擴張的努力非常成功，不久之后，從上海發往東南亞的出境船只就裝滿了成箱的司麥脫襯衣，并在泰國和新加坡設立了分公司。

國內業務也開始擴張，1946年10月，傅良駿和王鶯來到香港，考察開辦工廠的可能性，在中環格洛斯特酒店受到了本地商人的歡迎。

1945年至1948年間，新光標準在香港、廣州、漢口、南京、長沙和臺北設立了分公司。1947年初，當時的四大銀行為新光標準收購上海的三家競爭對手襯衣廠和一家織布廠提供融資，使新光標準的生產能力提高了80%。

到1948年，新光標準已成為遠東最大的襯衣制造商，其上海工廠擁有2500名工人，操作著20000個紗錠、1500臺織機和1000臺縫紉機，日產量達1萬件襯衣，占上海襯衣業的一半以上。

織布廠每月生產5萬碼布料，染廠每月染色10萬碼布料。作為新成立的上海襯衣行業協會會長，36歲的傅良駿被公認為“襯衣大王”，公司總資產超過1200萬港幣。

去年上海解放前夕，隨著戰爭局勢變化，新光標準的10名董事會成員對公司的發展方向產生了分歧，有說遷往香港，也有提議遷往臺灣，但由于新光標準在上海擁有大量資產，董事會最終以9比1的投票決定留在上海。

唯一投反對票的股東毛騰霄設法將12臺縫紉機帶到臺灣，在那里為新光標準開設了一家新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