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以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松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五百余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后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這一巨大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并不等同于其所創建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然沉淪，并不必然植根于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事實是：作為文明建筑師的秦帝國驟然滅亡了，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卻為后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而突然崩潰了，其結局也并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了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然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之謎的歷史探究，兩千余年卻一直存在著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而一，論秦亡必以秦政為因，論秦政必以秦亡為果，以秦亡之速推論秦政之惡，以秦政之惡推論秦亡之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于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之探究，長期陷入一種陳陳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然，這個誤區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是“暴秦”說的學理成因之一。兩千余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家始終集中于孜孜尋求“暴政”依據，并無數次地重復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自然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說其來有自，我們的梳理得從源頭開始。
對以秦政秦制為軸心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后的秦國崛起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而，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大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上，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并力圖效法泰國，由此形成了以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第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上，對秦國法治作出了嚴厲指控，其代表性論是“苛法”說與“虎狼”說。在戰國時代，尚未見到明確的“暴政”說法。就根基而，這兩種說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之說，是具有“王道”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盡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并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性，但就其基本面而，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之說，則是山東六國基于族群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之后，以仇恨心態發出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性的非正當評判，自不當作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說，戰國后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回應。荀子之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著天下寄厚望于秦政，寄厚望于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后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后，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于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發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余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并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并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贊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于“焚書坑儒”案之后。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去（不經正式辭職而私自離職），評判秦文明的論中便出現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聲音：秦政毀滅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孫孔鮒，以及諸多在秦帝國職任博士的名儒，都在離開中央朝廷后與藏匿山海的六國貴族們秘密聯結起來了。這種以“非秦之政”為共同點的秘密聯結，使原本并不具有真實政治根基而僅僅是廟堂論政一家之的政治評判，不期滋生為六國貴族復辟的政治旗幟。
“暴秦”說，遂以極大的聲勢，在秦末之亂中陡然生成了。
自陳勝吳廣舉事反秦，對秦政的認知評判，便成為當時反秦勢力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而最先反秦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當時對秦政并無總體性仇恨。“閭左徭役”們直接仇恨的對象，首先是秦二世的過度征發，尚不涉及對秦政如何評判。陳勝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嘆，所實際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后的政治行徑。基于農民集團的直感特質，陳勝吳廣的發端路徑很簡單：先以為扶蘇、項燕鳴冤為事由，后又以“張楚”（張大楚國）為舉事旗號，最終達成以武力抗爭謀求最好的社會出路。演變的轉折點，出現于陳勝舉事后誰也預料不到的天下轟然而起的陡然大亂之局。陳勝農民軍迅速占據了陳郡，六國貴族與當地豪強紛紛聚來，圖謀借用陳勝力量復辟，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說。原發經過是：陳郡“三老豪強”們勸說陳勝稱王，并大肆稱頌其反秦舉事是“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業。這是貴族階層第一次對秦帝國總體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暴秦”說。
就其實質而，這是一個顯然的政治權謀：志在復辟的貴族勢力，利用農民集團政治意識的幼稚，以稱頌與勸進的方式，將自己的政治目標巧妙設定成農民集團的政治目標，從而形成天下共討“暴秦”的聲勢。其實際圖謀，則是使農民反秦勢力成為貴族復辟的強大借用力量。其后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演進的：除了劉邦、項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勢力，是借陳勝發端聲威而沒有直接借用陳勝兵力舉事外，其余所有六國貴族都投奔了陳勝吳廣集團，直接以陳勝劃撥的軍馬為根基，以陳王部將的名義出兵，而后又迅速背叛陳勝，紛紛復辟了六國旗號。陳勝政權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滲透其中的貴族復辟勢力從內部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