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你父親會回來的，不用很長時日。”

嬴政認真地對少年說了一句，又對女人深深一躬，一轉身大步走了。便裝胡毋敬與鄭國也是對女人深深一躬，匆匆跟隨去了。一路上，君臣誰都沒有說話。

入夜初更時分，蒙毅到了鄭國帳篷，說皇帝召見議事。

陽夏行營扎在距鴻溝不遠的一道河谷，晚炊的熊熊篝火還沒有熄滅，一大片火光映照得河谷隱隱亮白，連天上的星星都看得不清楚了。鄭國隨著蒙毅走到了行營大帳前，看見篝火旁的土丘上站著一個熟悉的身影仰望著星空，知道那定然是皇帝無疑了。蒙毅沒有說話，將鄭國領進大帳便出來。未過片刻，皇帝進來了。鄭國正要施禮參見，卻被皇帝制止了。皇帝的心緒顯然不好，坐在大案前良久沒有說話。帳中燈火閃爍著兩顆白頭，帳外篝火呼呼聲清晰可聞。鄭國也沉默著，等待皇帝開口。

“今日所見所聞，老令作何想法？”終于，皇帝說話了。

“陛下，臣無精當見解，不敢妄。”

“老令啊，你怕嬴政聽不得逆耳之了，可是？”嬴政皇帝淡淡地笑了：“我知道，老令素有主見，卻深藏不露。那年，你分明察知黑惡兼并，卻不明白上書，而只暗中輔助扶蘇成事；你贊同扶蘇作為，卻又從不公然申明。你對新政國事有自家見識，卻從不與任何大臣談及，甚或，連你最為交好的李斯，你也緘口不。凡此等等，嬴政心下都清楚。老令心頭始終有一片陰影，韓國疲秦的那片陰影，隱隱總以外臣自居，甘于自保，避身事外。然則，老令的公正秉性，又迫使老令不得安寧，不得不有所伸張ii老令啊，這，究竟為了何來？實話實說，嬴政實在難以解得也！”嬴政皇帝以罕見的平和坦誠，對這位一貫對大政保持沉默的大臣說出了自己的困惑。

“陛下ii”

鄭國動容了，被皇帝的寬容與真誠感動了。但是，老鄭國依舊不失謹慎，恭敬地一拱手做禮道：“老臣以韓國間人之身入秦，終生抱愧也！多年來，老臣只涉水事農事，只涉工程籌劃，對大政不置一喙。所以如此，一則是老臣不通政道，二則是老臣不善周旋ii丞相李斯與老臣交好。然，丞相總攬大局，必大事。老臣則流于瑣碎實務，又不善溝通，不善斟酌，話語太過直白，故自甘閉門，非丞相故也ii陛下洞察至明，老臣深為銘感。”

“戰國論政之風，老令寧非過來人哉！”嬴政皇帝慨然一嘆：“明說，朕素來不喜四平八穩潔身自保之人。對老令，唯一之例外也。唯其如此，朕亦望老令以誠相見，明告于我：大秦新政，還有根基么？”

“陛下如此待老臣，老臣斗膽明說了。”“說！”

“老臣對大秦新政，有十六個字，陛下明察。”“朕盼老令真。”

“創新有余，守常不足，大政有成，民生無本。”鄭國一字一頓地說。

“老令可否拆解說之？”

“陛下，老臣今日絕不藏話。”鄭國心意清明，侃侃而談：“老臣以為，大秦政道以創新為本，開千古萬世之輝煌，此即創新有余也，大政有成也。所謂有余者，陛下之心力全副專精于文明創新，而忽視了最為通常的民眾生計。所忽視者，乃守常不足也。以國家大政說，便是缺少守常安定之策。何為守常之策？說到底，就是輕徭薄賦之政。唯其平常，以陛下之雄略，反被忽視了。常則平，安則定，飽則安，暖則穩。此，固本之國策也。一味創新而不思固本，則易為動蕩也。大秦新政烈烈轟轟，雷霆萬鈞。所缺少者，陽春之和風細雨也。秦法之周嚴，史無前例。秦吏之公廉，史無前例。皇帝之雄明，史無前例。然則，如此雄主新政之下，卻終是天下洶洶難安，民眾輒有怨聲，根由何在？究其根本，求治太急，事功太過也。若能稍寬稍緩，輕徭薄賦，則大秦新政將光焰萬丈，萬古不磨也！”鄭國蒼老的嗓音中流露出一種無可名狀的遺憾：“老臣補天之心，陛下明察ii”

“老令以為，朕當如何補正？”嬴政皇帝默然良久，突兀一問。

“陛下若能以長公子扶蘇為政，則天下可安。”

“朕不能自己補過？”

“陛下雄略充盈，不堪守常實務，交后人去做更佳。”

“老令啊，兩年前你要說出這番話，該多好。”

“兩年前說，陛下，或者會殺了老臣ii”

“難說。”嬴政皇帝淡淡一笑：“老令今日說得好，朕有數了。”

次日清晨，皇帝在行營大帳舉行了御前小朝會，隨行六大臣全數與會。皇帝說了昨日田間所見，征詢丞相李斯政見。李斯明白表示：可以開始謀劃輕徭薄賦之法，然實施不宜太過操切，須一步步松動，以免六國貴族趁機滋事。其余大臣皆表贊同。嬴政皇帝欣然褒揚了李斯的洞察與穩健，當場議決了著手實施之法：以李斯總掌減輕徭役賦稅之謀劃事，于巡狩途中與咸陽二馮通聯會商，于巡狩結束之時確立法度，皇帝行營回到咸陽后立即頒行天下漸次實施。皇帝既沒有涉及昨夜與鄭國的密談，也沒有涉及與寬政緊密相連的扶蘇，一切都是以朝會議決的法度決斷的。大臣們一時輕松了許多，皇帝的心緒也明顯地好轉了。

一日一夜歇息整頓，大巡狩的車騎又在次日清晨南下了。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出發日期，《史記．秦始皇本紀》為三十七年十月出，本年七月丙寅病死沙丘。顯然，“十月”為誤字或誤記。張分田先生之《秦始皇傳》（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糾錯，推定為上年（三十六年）十月，亦不合出行慣例。我以沈起煒先生之《中國歷史大事年表》（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為本，又參照始皇帝此前“仲春”出巡之例，確定為三十七年二月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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