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國的最后歲月，堪稱山東六國中最有型的一個。
即或是軍力最為強大的趙國，在護國之戰中也未能有一場足以令人稱道的勝仗。雖然，滅國之前的李牧軍曾兩敗秦軍，然敗非秦軍主力，且戰事規模較小，遠不能與楚國抗秦之戰同日而語。相比之下，楚國在最后歲月的兩次大戰實在是有聲有色。第一戰，楚軍以成功的防守反擊戰大敗秦主力大軍二十萬，追擊三日三夜不頓舍，攻破兩壁壘，殺七都尉，以最保守估計，秦軍戰死也當在七八萬上下（不包括傷殘）。此戰規模之大，超過了戰國中期六國合縱抗秦的最大勝仗－－信陵君救趙之戰，更遠遠超過其余幾次勝秦小戰，而當之無愧地成為戰國百余年整個山東六國對秦作戰的最大勝仗。第二戰，秦以舉國兵力六十萬南進，楚軍以六十余萬應戰，對峙年余兵敗，堪稱雖敗猶榮。敗而榮者，一則，楚國在奄奄一息之時尚能聚結與秦國對等的兵力，形成戰國之世唯一能與長平大戰相媲美的平原戰場大相持，其壯勇氣勢可謂戰國絕唱；二則，國君力主抗秦而城破不降，統帥殫精竭慮而兵敗自殺，從來分治自重的楚國世族沒有出現一個大奸賣國者，凡此等等，皆有最后的尊嚴。
假如排除了種種偶然，楚國能否避免滅亡的命運？
這是一個歷史哲學式的問題，也是一個破解歷史奧秘的門戶問題。雖然有違“歷史不能假定”的規律而頗顯臆想色彩，但卻能引導我們穿過瑣碎偶然漫天飄飛的迷霧，走進歷史的深處，審視歷史框架的筋骨與支柱。假如楚王負芻更為明銳，假如項燕的“退兵淮南，水陸并舉而長期抗秦”的方略能夠實施，假如項燕擁立昌平君成功，假如楚國的封邑軍戰力如同主力大軍，假如戰場沒有大霧，假如楚軍糧草充足兵器精良，假如楚軍不退兵移營而繼續原地相持，假如項燕選擇了一條更好的退兵路線而不奔蘄縣，甚或，假如秦軍統帥不是王翦ii楚軍能戰勝么？楚國能保住么？
不能。
為什么？
首先，已經發生過的客觀的歷史狀態，是我們無法以任何邏輯分析所能取代的。這一狀態就是，楚國在最后歲月的種種努力，都已經在亡國危境的脅迫下達到了最大限度－－種種掣肘減至最小，聚合之力增至最大；而沒有努力的部分，則是楚國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正是這種“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做出了“不能”兩個字的回答。
那么，這種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究竟是什么？
就國家生命狀態而，這種已經無法做到的部分，無疑是國家聚合力不夠。以今日話語說，戰時的國家動員能力，楚國尚處于較低水平。盡管以楚國自身的歷史比較，此時的國家聚合力已經增至到最大。然則，以戰國之世所應該達到的最佳國家生命狀態而，也就是橫向比較，楚國的聚合力尚遠遠不足。具體說，與敵手相比，楚國的聚合之力遠低于秦國：廟堂決策之效率、戰敗恢復之速度、征發動員之規模、糧草輜重之通暢、國家府庫之厚薄、兵器裝備之精良、器用制作之高下、商旅周流之閉合、民氣戰心之高下ii凡此等等，無一不低于秦國。也就是說，楚國的國家聚合能力遠遠低于戰國之世的發達狀態。所有這一切，面臨存亡之戰的楚國已經無法改變了，更無法做到秦國那樣的最佳狀態了。所以，結局是清楚的：秦國可以在主力大軍一次大敗之后，幾乎不用喘息地立即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戰爭，而楚國一旦戰敗，就再也爬不起來了。
楚國起源于江漢山川，數百年間蓬勃發展為橫跨江淮以至在戰國末世據有整個南中國的最大戰國。而且，這個南中國不是長江之南，甚至也不是淮水之南，而是大體接近黃河之南。如此煌煌廣袤之氣勢，雖秦國相形見絀。然則，就是如此一個擁有廣袤土地的最大王國，其國力軍力卻始終沒有達到過能夠穩定一個歷史時期的強大狀態。戰國之世，初期以魏國為超強，中期除秦國一直處于上升狀態之外，齊國、趙國、燕國都曾經穩定強大過一個歷史時期，甚至韓國，也曾經在韓昭侯申不害變法時期迅速崛起，以“勁韓”氣勢威脅中原。
也就是說，在整個戰國時期，唯獨楚國乏力不振。戰國楚最好的狀態，便是虛領了幾次合縱抗秦的“縱約長國”。戰國楚最差的狀態，則是連國君（楚懷王）都被秦國囚禁起來折騰死了。除了最后歲月的回光返照，楚國在戰國時期從來沒有過一次撼動天下格局的大戰，譬如弱燕勃起那樣的下齊七十余城的破國之戰。
所以如此，根源便在楚國始終無法聚合國力，從而形成改變天下格局的沖擊性力量。楚國的力量，只在兩種情勢下或大或小地有所爆發：一種是對包括吳越在內的南中國諸侯之戰，一種是向淮北擴張的蠶食摩擦之戰。這就是之所以楚國已經逼近到洛陽、新鄭以南，而中原戰國卻始終沒有一國認真與楚國開戰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在北方大戰國眼中，楚為大國，完全不許其北上擴張幾乎不可能；而要楚國聚力吞滅哪個大國，則楚國也萬難有此爆發，故此無須全力以赴對楚大戰。當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秦國威脅中原太甚，山東戰國寧可忍受楚國的有限蠶食。若非如此，則很難說楚國能否在戰國后期擴張到淮北。
一個廣袤大國長期乏力，必然有著久遠的歷史根源。
我們得大體回顧一番對楚國具有原生意義的歷史發端事件。
楚國的歷史，貫穿著一條艱難曲折的文明融合道路。
楚，在古文獻中又稱為“荊”、“荊楚”。考其原意，楚、荊皆為叢木之名。《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荊也，從林疋聲。”又云：“荊，楚木也，從屾刑聲。”李玉潔先生之《楚國史》以為：“疋，人足也。如此論，則楚乃林中之人ii古時刑杖多以荊木為之，故荊字從刑。荊、楚，同物異名，后又合而為一。”《左傳．昭公十二年》載楚大夫子革云：“昔我先王熊繹，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以及其余史料都說明，楚人確實是在荒僻的荊山叢林草莽中拓荒生存，歷經艱難而發展起來的一個部族。
依據種種史料評判，至少從殷商末期開始，楚部族與中原王朝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融合，楚部族已經成為受封于楚地的殷商小方國。據西漢劉向《別錄》載：商末之時，楚人族領鬻熊曾與商紂臣子辛甲一起叛商，逃奔周地，且臣服了周文王。《史記．楚世家》則記載：“鬻熊子事文王。”也就是說，鬻熊當時接受的封號是低等子爵，尚很難說是諸侯之一。直到周成王時，楚部族首領熊繹才正式被周王室冊封。就其實際而，則是周王室承認了事實上已經自立發展起來的楚人部族。其冊封確認的三件大事是：國之封地，楚；城邑（都），丹陽；姓，羋氏。自此，楚人具備了西周諸侯封國的三大要件，相對正式化地成為了西周諸侯。但是，由于楚部族封國的爵號仍然是很低的子爵，故很難與中等以上諸侯相提并論。《史記．楚世家》云：“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ii俱事成王。”
顯然，與魯國君主的公爵相比，楚國君主的子爵是太小了。
楚部族真正的飛躍，是周幽王鎬京事變后的熊通稱王。
當時，西周失國，平王東遷洛陽而東周伊始。這時，楚部族內部發生了一次兵變，族領蚡冒的弟弟熊通殺死了蚧冒的兒子，奪位自立為楚族君主。熊通極是強悍，全力整合楚地各部族，土地民眾有了很大擴展。在熊通即位的第三十五年，楚部族已經成為江漢山川的最大諸侯。于是，趁周王室東遷初定諸事尚在忙亂之機，熊通率軍北上，攻伐姬姓王族諸侯的隨國。隨國派出特使，指斥楚國征伐無罪之國。熊通全然不理睬，一戰便俘獲了隨國的少師（太師副手，此時當為隨軍主將）。隨國震恐，與楚議和。熊通只提出了一個條件：隨國必須上書周王，敦請周王提高楚族君主地位。熊通的口吻極具挑釁性：“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敞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也就是說，當今諸侯已經亂了，我楚有綽綽有余的甲士，我也想試試中原國政的滋味，王室必須提高我的封號！隨國為免亡國，便代為上書周王，請尊（提高）楚之封號。其時，正是東周第二代王周桓王在位，周室尚有些許實力與尊嚴，聞此非禮僭越之請，立即斷然回絕了熊通的脅迫，不提高楚君封號。隨國將消息回報給熊通，熊通倍感屈辱，快快班師。謀劃兩年后，憤怒的熊通一震驚天下：“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于是，熊通一舉自立稱王，史稱楚武王。
熊通稱王，開始了春秋楚國邁向大國的歷史。
須得留意的是，楚國撇開東周王室于不顧而自行稱王，在春秋初期是震驚天下的大事。歷史地看，這一事件對楚國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其一，楚國自行稱王，意味著對當時中國禮法的極大破壞，由是開始了中原諸侯長期歧視楚國的歷史。其二，周王室斷然拒絕提高楚君封號，意味著對楚族自覺融入中原文明的拒絕，意味著無視楚族安定江漢的巨大功勛，激起了楚人部族的強烈逆反之心，由是大大淡化了楚國對中原文明的遵奉，大大減弱了自覺靠攏中原文明的仿效性，從而開始了自行其是的發展。這是一種國家發展心理，雖沒有清晰自覺的目標論述，其國家行為卻實實在在地表現了出來。
周桓王拒絕提高楚君封號后，《史記》記載的熊通的說法頗具意味：“吾先鬻熊，文王之師（將）也，蚤（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熊通說的是這樣三層意思。其一，歷代楚人對周室有功。從周文王起，楚君便是周之將軍，楚人是周之士兵，成王雖以子、男低爵封我楚地，然我族還是平定了江漢諸部，為天下立了大功。其二，楚人以效命天子的中原文明諸侯國自居，視其余部族為蠻夷。其三，周王如此做法，傷楚人太甚！實際上，熊通已經將日后形成為楚國國家心態的根本因素，酣暢淋漓地宣示了出來。
楚人的這種心態，中原諸侯很早就有警覺。
《左傳．成公四年》載：魯成公到晉國朝聘，晉景公自大，不敬成公；魯成公大感羞辱，回國后謀劃結盟楚國而背叛晉國。大臣季文子勸阻，將晉國與楚國比較，說了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話：“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晉）國大、臣睦、而邇（近）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叛）。史佚之《志》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愛）我乎！”這里的關鍵詞是：楚非吾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襄公八年》又載：鄭國遭受攻伐，楚國出兵援救。鄭國脫險之后，會商是否臣服楚國，大夫子展說的是：“楚雖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也就說，楚國雖然救了鄭國，但其用心不清楚，楚國不會親佑我，而是要鄙視壓制我，所以不能服從。
如此受楚之恩又如此顧忌猜疑，很難用一般理由解釋。
當時，與楚國同受中原文明歧視者，是秦國。然則，秦國對這種歧視，卻沒有楚國那般強烈的逆反之心，而是始終將這等歧視看作強者對弱者的歧視。故此，無論山東士人如何拒絕進入秦國，秦國都滿懷渴望地向天下求賢，孜孜不倦地改變著自己，強大著自己。當然，這兩種不同的歷史道路后面，還隱藏著一個重要因素：中原文明對秦國的歧視與對楚國的歧視有所不同。畢竟，秦為東周勤王靖難而受封的大諸侯，其赫赫功業天下皆知。中原諸侯所歧視者，多少帶有一種酸忌心態，故多為咒罵譏刺秦風習野蠻愚昧，少有“非我族類”之類的根本性警戒。是故，秦國的民歌能被孔子收進《詩經》，而有了《秦風》篇章；而楚國作為春秋大國，不可能沒有進入孔子視野的詩章，然《詩經》卻沒有《楚風》篇章。這種取舍，在素來將文獻整理看作為天下樹立正義標尺的儒家眼里，是非常重大的禮樂史筆，其背后的理念根基不會是任何瑣碎緣由，只能是“非我族類”之類的根本鄙夷。
其后時代，由于中原文明對楚國的鄙視，也由于楚國對此等鄙視的逆反之心，兩者交相作用，使楚國走上了一條始終固守舊傳統而不愿過分靠攏中原文明的道路。見諸于實踐，便是只求北上爭霸，而畏懼以中原變法強國為楷模革新楚國，始終奉行著雖然也有些許變化的傳統舊制。
楚國傳統體制的根本點，是大族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