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磨練，他已經有了一個確定不移的約束：與官謀商，不涉政事。這一約束，來自與田單多年交往的閱歷：商人一旦涉政，輕則影響對市利的判斷，重則毀滅商家大業的根基。然則，要做曠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談；要做官府生意，不與官員來往還是空談；要與官員來往，不及政事則幾乎無從結交。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數：以牟利需要而接觸官員，不期然及政事，便漸漸地由淺入深生出來往之情誼，最終相互為援，皆大輝煌！然則，呂不韋卻對這種路數大不以為然。大爭之世，政無恒勢，顯官大臣最是動蕩無常。此其時也，周流財貨之商旅卻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舉凡鏊兵大戰，大臣官員便是肅殺換代之期，商人卻是大發利市之時。兩廂比較，以興旺恒長之業，就動蕩無常之道，豈非火中取栗？思謀揣摩之下，呂不韋便有了自己與顯官權臣交往的獨特方式：讓利守信，不涉政務。這個“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談商事單獨晉見當事官員，絕不在官員與部屬會商政事時晉見；其二，商事交接妥當便行告辭，絕不海闊天空；其三，談商期間，官員若有即時公務，便即行告辭，約期另談，絕不留場等候。多少年了，呂不韋都是以一貫之，在列國官場留下了極好的口碑：持重干練，不起事端，輕利重義，商旅大士也！
“自來士子修學，都是先學后行，往往書卷有成之時，對天下世事卻是一無所知，此謂書生也！書生之學，縱腹藏五車之書，亦非真學問也。專精一業或可有成，經邦治世，卻是誤國誤民之徒也。此間要害，便在于此等書生不知法令，不知民生，不知四時之稼穡，不知人口財貨之周流。譬如趙括，讀盡天下兵書，卻不知上黨長平之地勢利害，空有大軍六十萬，反被白起五十萬圍之滅之，豈非紙上談兵耳！如此看去，治國學問便在‘真切’二字。空大道，只是玄奧之學也。”
“公子好說辭也。”呂不韋揮手制止了面色不堪的家老，平靜地微笑中帶著顯然的揶揄嘲諷，“敢問公子，你等自命非官非吏，卻是何等人物？在下之見，諸位公子王孫絕非甘居一介庶民，實是以廟堂之器自詡也。志存高遠，心在廟堂，自當知廟堂為何物。夫廟堂者，邦國公器也，統官吏而治萬民，制法令而安邦國也。統官吏，制法令，卻不知官吏之真實操持，不知法令之綱目功效，不知邦國之民生運籌，遇事何斷？遇危何克？縱然入得廟堂，執得公器，豈非也是楚懷王一般？諸位公子不服，盡可登高疾呼遍問秦人，誰能信得一個連秦國幾多郡縣幾多民眾幾多法令都一無所知之人，竟能執得廟堂公器？”
“王道禮樂之論，多文過飾非之頌。不開責己求實之風，何能固我根基？昔年孝公之《求賢令》，歷數先祖失政之過，方能脫秦人之愚昧，開千古大變之先河。祖先之過不能及，今人之失不能議，君何以正？國何以強？卿等毋做迂腐之論，當襄助本王立萬世規矩也！”
想起來，在昔日武安君白起的秦軍老將中，堪與王陵者相比者不乏其人，父親蒙驁不消說，王龁、桓龁、胡傷、嬴豹等都是。他們的戰場之才雖各有千秋，然卻都有一個共同處：身為大將而顧及國體，每結賢士必彬彬敬之，與山東六國士子們咕噥不休的“虎狼秦風”竟是大異其趣。
越劍無卻驀然打住，拭去淚水一拱手道：“呂公之差矣！劍無所哭者，公之失魂失形也，非我等劍士也。任俠劍士生于天地，不求碌碌茍活，惟求死得其所！呂公謀事存志節，待士有大義，我等人懷必死之心，非僅圖報呂公，更求名揚天下！若呂公耿耿不能釋懷，視我等之死為一己罪責，豈非玷污我等任俠求死之風？此番心境，原非劍無私撰。呂公請看，劍無可曾背錯一字？”
“權力公器之道，自有法度準則。”呂不韋平和的面容又彌漫出往昔的一團春風，“以義行之，則公器化為私道。不韋執拗于‘義本’，原是以風塵商旅之道求權力公器之道。不容些許負義之行，于公器之道實為偏執。以此心入仕途，終將大毀也！異人離我回秦，于義于情有差而于法度無礙。不韋耿耿不能釋懷，猶鯤鵬未得大風，不能高天遠觀也！”
“明徹？你說為父明徹么？”嬴柱哈哈大笑，“異人啊，記住了：當國莫懷旁觀之心。為父時而能說得幾句明徹之，根由便是沒有當事之志，而寧懷旁觀之心也！隔岸觀火，縱然說得幾句中的之，又有何用！”
然則經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秦國橫掃六國如卷席，一世奠定了一強對六弱的天下定勢：先大敗六國聯軍于河內；再將土地最廣袤潛力最大的楚國一舉擊跨，奪取彝陵、攻占郢都、設置南郡，逼楚國倉皇北遷，最有回旋余地的一個大國終于成了二流戰國；然后強攻老底子最雄厚的魏國，捎帶侵消已經軟成了一攤爛泥的韓國，一舉奪取河東河內三十余城，設河東河內兩郡，迫使魏國龜縮河南之地，終于也成了二流戰國；期間燕齊兩國六年興亡大戰，最終兩敗俱傷，一齊成了二流戰國；最后，秦結舉國之力與新崛起的最強大對手趙國大決，長平一戰三年，摧毀趙軍全部主力五十余萬，牢牢占據上黨天險，若非秦國君臣歧見致白起憤然罷兵，秦軍完全可能一戰滅了趙國！原本已經孱弱的韓國，經長平大戰丟上黨、失宜陽與野王，更是滑入了三流戰國；至此，作為山東屏障的最強大趙國雖然依舊是山東最強，然卻與秦國再也無法對等抗衡了。秦國雖然也在長平大戰后兩敗于山東聯軍，但實力元氣卻遠未損傷，經秦昭襄王晚年勵精圖治，巴蜀變成了秦國又一個“陸海”，財貨民眾已經更為殷實。天下有識之士都看得明白：若非秦國大軍暫無一流名將擔綱，秦昭王也痛感后繼者乏力從而主動采取守勢，山東六國當真便是岌岌可危了！
名將之后，知兵而不爭將，這是謀國之大德。更難得者，司馬梗數十年身居國尉不驕不躁，將秦軍后備謀劃運籌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長平大戰的三年兢兢業業，保得秦國五十余萬大軍全無后顧之憂，到頭來卻總是將功勞推給當時的兩任丞相——魏冄與范雎。秦昭王感念有加，幾次要封司馬梗為上卿，與丞相上將軍同爵，都被司馬梗固執地辭謝了，理由只一句話：“老臣無大才，若不欲老臣做國尉，老臣惟告退歸隱也！”非但如此，每遇朝堂計議軍國大事，甚或大將們商討戰法，司馬梗都是坦率建，絕不以明哲保身之道沉默避事。如此一個國尉，一班老將人人敬重，只他持詔前去，斷不致生出差錯。
“名士但入仕途，權力功業之大小，既在其人之才，亦在其時諸般遇合。譬如商君張儀范雎者，才堪砥柱又逢雄主，更在國勢擴張之時，方得風云際會而成赫赫功業。所謂時也勢也，此之謂也！君以計然名士之身入秦，卻正當秦國收勢，修養民力，對外止兵，對內息工，舉國惟奉公守法生聚國力而已。當此之時，既無統籌軍政對外爭霸之可能，又無整治關中大修水利從而一展計然大才之機遇。君所能為者，皆清要政事也。君懷壯志入秦，二十年無赫赫建樹而耿耿與懷，不韋誠能體察也！然則，此乃時勢使然，非兩代秦王不委君重任也！君自思量：自昭襄王任君為相，可有一宗軍國大事避君而行？縱是不韋在邯鄲秘密襄助嬴異人之舉，君亦奉昭襄王密詔遙遙運籌。凡此等等，若非功業，足下何以在尚功之秦國封為最高爵位？昭襄王一生鐵面護法，不曾空賞一人，莫非足下偏能以‘人未盡才’而得封君乎！究其竟，君雖無壯舉，然卻有非常時期應急之功！當此之時，君本當以老臣謀國之風垂范朝野，以封君相職做紛紜亂局之中流砥柱。偏君耿耿于首相之權，孜孜于宏大功業，偏頗有加，事事求預聞機密，件件做權力計較，不若刻舟求劍乎！秦王痼疾驟發而死，朝野正在紊亂之時，君縱不效司馬梗之風，亦當盡次相職責也。然君皆不為，開口不問朝局安危，只在先王顧命之名分與呂不韋錙珠必較。較則較矣，亦當有節。憑心而論，君若有骨鯁孤臣之風，以為呂不韋不堪顧命，盡可堂皇上書彈劾之！君若有名士大爭之風，亦盡可行使相權與呂不韋較量政才！然正道君皆不為，偏以獄訟之辭欲治呂不韋于死地，不亦悲乎！”呂不韋戛然打住，從來都是一團春風的笑臉竟是滿面寒霜。
“老哥哥笑談，然兄弟也不妨直說。”呂不韋邊吞咽著拆骨羊肉邊用汗巾擦著手，“自孝公以來，秦國已歷四代五君，終昭襄王之世強勢已成。然目下秦國正在低谷，對山東取守勢已經十年。其中根由，不在國力，而在朝局。朝局者何？雄主也，強臣也，名將也！三者缺一，朝局無以整肅，國力不能凝聚。孝公有商君車英，惠王有張儀司馬錯，昭襄王有太后魏冄白起！然目下兩代新君朝局如何？將強而相弱，軍整肅而政紊亂。恕老兄弟直，幸虧天意止兵，若是大軍已經東出，只怕秦國隱患多多也！”“都對！只是還沒說正題。”“正題原本明了：一整國政，二振軍威，只往這兩處著力便是正道。一整國政，便是廓清朝局凝聚國力，為大軍造就堅實根基，確保秦軍縱然戰敗幾次，亦可立即恢復元氣。若無此等根基保障，大軍東出便經不起長年折騰！”“也對，武安君舉兵之道也！其二如何？”“二振軍威，便是要一舉打掉山東六國十余年的鎖秦之勢，也給期間背秦的小諸侯一番顏色，重新確立君臨天下之強勢！至于如何打，老哥哥比我明白。”“好！”蒙驁拊掌大笑，“有此正道，老兄弟便是開府領國丞相也！”“早了早了，老哥哥慎！”呂不韋連連擺手。
多年磨練，他已經有了一個確定不移的約束：與官謀商，不涉政事。這一約束，來自與田單多年交往的閱歷：商人一旦涉政，輕則影響對市利的判斷，重則毀滅商家大業的根基。然則，要做曠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談；要做官府生意，不與官員來往還是空談；要與官員來往，不及政事則幾乎無從結交。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數：以牟利需要而接觸官員，不期然及政事，便漸漸地由淺入深生出來往之情誼，最終相互為援，皆大輝煌！然則，呂不韋卻對這種路數大不以為然。大爭之世，政無恒勢，顯官大臣最是動蕩無常。此其時也，周流財貨之商旅卻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舉凡鏊兵大戰，大臣官員便是肅殺換代之期，商人卻是大發利市之時。兩廂比較，以興旺恒長之業，就動蕩無常之道，豈非火中取栗？思謀揣摩之下，呂不韋便有了自己與顯官權臣交往的獨特方式：讓利守信，不涉政務。這個“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談商事單獨晉見當事官員，絕不在官員與部屬會商政事時晉見；其二，商事交接妥當便行告辭，絕不海闊天空；其三，談商期間，官員若有即時公務，便即行告辭，約期另談，絕不留場等候。多少年了，呂不韋都是以一貫之，在列國官場留下了極好的口碑：持重干練，不起事端，輕利重義，商旅大士也！
“自來士子修學，都是先學后行，往往書卷有成之時，對天下世事卻是一無所知，此謂書生也！書生之學，縱腹藏五車之書，亦非真學問也。專精一業或可有成，經邦治世，卻是誤國誤民之徒也。此間要害，便在于此等書生不知法令，不知民生，不知四時之稼穡，不知人口財貨之周流。譬如趙括，讀盡天下兵書，卻不知上黨長平之地勢利害，空有大軍六十萬，反被白起五十萬圍之滅之，豈非紙上談兵耳！如此看去，治國學問便在‘真切’二字。空大道，只是玄奧之學也。”
“公子好說辭也。”呂不韋揮手制止了面色不堪的家老，平靜地微笑中帶著顯然的揶揄嘲諷，“敢問公子，你等自命非官非吏，卻是何等人物？在下之見，諸位公子王孫絕非甘居一介庶民，實是以廟堂之器自詡也。志存高遠，心在廟堂，自當知廟堂為何物。夫廟堂者，邦國公器也，統官吏而治萬民，制法令而安邦國也。統官吏，制法令，卻不知官吏之真實操持，不知法令之綱目功效，不知邦國之民生運籌，遇事何斷？遇危何克？縱然入得廟堂，執得公器，豈非也是楚懷王一般？諸位公子不服，盡可登高疾呼遍問秦人，誰能信得一個連秦國幾多郡縣幾多民眾幾多法令都一無所知之人，竟能執得廟堂公器？”
“王道禮樂之論，多文過飾非之頌。不開責己求實之風，何能固我根基？昔年孝公之《求賢令》，歷數先祖失政之過，方能脫秦人之愚昧，開千古大變之先河。祖先之過不能及，今人之失不能議，君何以正？國何以強？卿等毋做迂腐之論，當襄助本王立萬世規矩也！”
想起來，在昔日武安君白起的秦軍老將中，堪與王陵者相比者不乏其人，父親蒙驁不消說，王龁、桓龁、胡傷、嬴豹等都是。他們的戰場之才雖各有千秋，然卻都有一個共同處：身為大將而顧及國體，每結賢士必彬彬敬之，與山東六國士子們咕噥不休的“虎狼秦風”竟是大異其趣。
越劍無卻驀然打住，拭去淚水一拱手道：“呂公之差矣！劍無所哭者，公之失魂失形也，非我等劍士也。任俠劍士生于天地，不求碌碌茍活，惟求死得其所！呂公謀事存志節，待士有大義，我等人懷必死之心，非僅圖報呂公，更求名揚天下！若呂公耿耿不能釋懷，視我等之死為一己罪責，豈非玷污我等任俠求死之風？此番心境，原非劍無私撰。呂公請看，劍無可曾背錯一字？”
“權力公器之道，自有法度準則。”呂不韋平和的面容又彌漫出往昔的一團春風，“以義行之，則公器化為私道。不韋執拗于‘義本’，原是以風塵商旅之道求權力公器之道。不容些許負義之行，于公器之道實為偏執。以此心入仕途，終將大毀也！異人離我回秦，于義于情有差而于法度無礙。不韋耿耿不能釋懷，猶鯤鵬未得大風，不能高天遠觀也！”
“明徹？你說為父明徹么？”嬴柱哈哈大笑，“異人啊，記住了：當國莫懷旁觀之心。為父時而能說得幾句明徹之，根由便是沒有當事之志，而寧懷旁觀之心也！隔岸觀火，縱然說得幾句中的之，又有何用！”
然則經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秦國橫掃六國如卷席，一世奠定了一強對六弱的天下定勢：先大敗六國聯軍于河內；再將土地最廣袤潛力最大的楚國一舉擊跨，奪取彝陵、攻占郢都、設置南郡，逼楚國倉皇北遷，最有回旋余地的一個大國終于成了二流戰國；然后強攻老底子最雄厚的魏國，捎帶侵消已經軟成了一攤爛泥的韓國，一舉奪取河東河內三十余城，設河東河內兩郡，迫使魏國龜縮河南之地，終于也成了二流戰國；期間燕齊兩國六年興亡大戰，最終兩敗俱傷，一齊成了二流戰國；最后，秦結舉國之力與新崛起的最強大對手趙國大決，長平一戰三年，摧毀趙軍全部主力五十余萬，牢牢占據上黨天險，若非秦國君臣歧見致白起憤然罷兵，秦軍完全可能一戰滅了趙國！原本已經孱弱的韓國，經長平大戰丟上黨、失宜陽與野王，更是滑入了三流戰國；至此，作為山東屏障的最強大趙國雖然依舊是山東最強，然卻與秦國再也無法對等抗衡了。秦國雖然也在長平大戰后兩敗于山東聯軍，但實力元氣卻遠未損傷，經秦昭襄王晚年勵精圖治，巴蜀變成了秦國又一個“陸海”，財貨民眾已經更為殷實。天下有識之士都看得明白：若非秦國大軍暫無一流名將擔綱，秦昭王也痛感后繼者乏力從而主動采取守勢，山東六國當真便是岌岌可危了！
名將之后，知兵而不爭將，這是謀國之大德。更難得者，司馬梗數十年身居國尉不驕不躁，將秦軍后備謀劃運籌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長平大戰的三年兢兢業業，保得秦國五十余萬大軍全無后顧之憂，到頭來卻總是將功勞推給當時的兩任丞相——魏冄與范雎。秦昭王感念有加，幾次要封司馬梗為上卿，與丞相上將軍同爵，都被司馬梗固執地辭謝了，理由只一句話：“老臣無大才，若不欲老臣做國尉，老臣惟告退歸隱也！”非但如此，每遇朝堂計議軍國大事，甚或大將們商討戰法，司馬梗都是坦率建，絕不以明哲保身之道沉默避事。如此一個國尉，一班老將人人敬重，只他持詔前去，斷不致生出差錯。
“名士但入仕途，權力功業之大小，既在其人之才，亦在其時諸般遇合。譬如商君張儀范雎者，才堪砥柱又逢雄主，更在國勢擴張之時，方得風云際會而成赫赫功業。所謂時也勢也，此之謂也！君以計然名士之身入秦，卻正當秦國收勢，修養民力，對外止兵，對內息工，舉國惟奉公守法生聚國力而已。當此之時，既無統籌軍政對外爭霸之可能，又無整治關中大修水利從而一展計然大才之機遇。君所能為者，皆清要政事也。君懷壯志入秦，二十年無赫赫建樹而耿耿與懷，不韋誠能體察也！然則，此乃時勢使然，非兩代秦王不委君重任也！君自思量：自昭襄王任君為相，可有一宗軍國大事避君而行？縱是不韋在邯鄲秘密襄助嬴異人之舉，君亦奉昭襄王密詔遙遙運籌。凡此等等，若非功業，足下何以在尚功之秦國封為最高爵位？昭襄王一生鐵面護法，不曾空賞一人，莫非足下偏能以‘人未盡才’而得封君乎！究其竟，君雖無壯舉，然卻有非常時期應急之功！當此之時，君本當以老臣謀國之風垂范朝野，以封君相職做紛紜亂局之中流砥柱。偏君耿耿于首相之權，孜孜于宏大功業，偏頗有加，事事求預聞機密，件件做權力計較，不若刻舟求劍乎！秦王痼疾驟發而死，朝野正在紊亂之時，君縱不效司馬梗之風，亦當盡次相職責也。然君皆不為，開口不問朝局安危，只在先王顧命之名分與呂不韋錙珠必較。較則較矣，亦當有節。憑心而論，君若有骨鯁孤臣之風，以為呂不韋不堪顧命，盡可堂皇上書彈劾之！君若有名士大爭之風，亦盡可行使相權與呂不韋較量政才！然正道君皆不為，偏以獄訟之辭欲治呂不韋于死地，不亦悲乎！”呂不韋戛然打住，從來都是一團春風的笑臉竟是滿面寒霜。
“老哥哥笑談，然兄弟也不妨直說。”呂不韋邊吞咽著拆骨羊肉邊用汗巾擦著手，“自孝公以來，秦國已歷四代五君，終昭襄王之世強勢已成。然目下秦國正在低谷，對山東取守勢已經十年。其中根由，不在國力，而在朝局。朝局者何？雄主也，強臣也，名將也！三者缺一，朝局無以整肅，國力不能凝聚。孝公有商君車英，惠王有張儀司馬錯，昭襄王有太后魏冄白起！然目下兩代新君朝局如何？將強而相弱，軍整肅而政紊亂。恕老兄弟直，幸虧天意止兵，若是大軍已經東出，只怕秦國隱患多多也！”“都對！只是還沒說正題。”“正題原本明了：一整國政，二振軍威，只往這兩處著力便是正道。一整國政，便是廓清朝局凝聚國力，為大軍造就堅實根基，確保秦軍縱然戰敗幾次，亦可立即恢復元氣。若無此等根基保障，大軍東出便經不起長年折騰！”“也對，武安君舉兵之道也！其二如何？”“二振軍威，便是要一舉打掉山東六國十余年的鎖秦之勢，也給期間背秦的小諸侯一番顏色，重新確立君臨天下之強勢！至于如何打，老哥哥比我明白。”“好！”蒙驁拊掌大笑，“有此正道，老兄弟便是開府領國丞相也！”“早了早了，老哥哥慎！”呂不韋連連擺手。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權力法則。不同的權力法則導致了不同的權力現象。
君主制下，有兩種權力現象所導致的政治危機最為嚴重：其一是強君暮政，其二便是主少國疑。
自古以來，幾乎所有的權力突變都發生在這兩種危機時期。強君暮政之危，因暮年強君行蹤神秘而導致陰謀風行，最易使奸邪叢生豎宦當道，終致身后亂政國力大衰。
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所有強勢君主，無一例外地都曾經面臨暮政危局，暮年清醒而能有效防止身后亂政者鮮有其人！
僅以春秋戰國論，赫赫霸主齊桓公姜小白，戰國雄主趙武靈王、齊威王、燕昭王、秦昭王以及后來的秦始皇，都曾經在暮政之期導致重大危機。
其中惟有秦昭王在六十歲之后雖不乏神秘然終不失清醒，在外有六國反攻內有權力紛爭的情勢下保持了秦國的強勢地位與平穩交接，誠屬難能可貴也！
主少國疑卻是另一種危機——主少必弱，最易強臣崛起而生出逼宮之亂！
自古大奸巨惡，十有八九都滋生于少主之期。自夏商周三代伊始以至春秋戰國乃至其后兩千余年，主少國疑之危遠多于強君暮政之危。
原因只有一個，強君雄主畢竟是鳳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卻是頻頻可見且無法避免。
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舉國流四起，終于釀成了禍及天下的內外勾連大叛亂，是
“主少國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這種反復發作的政治痼疾，沉淀成了一則令人心驚肉跳的危局箴：“主少必有強臣出，國疑則有亂象生！”殘酷的歷史結論是：強君暮政導致的危局是震蕩性的，主少國疑導致的危局則是顛覆性的！
就實而論，后者為害之烈遠遠大于前者。荀子是戰國諸子中最為特立獨行的大家之一，其論戰之鋒銳，其學派之顯赫，其行蹤之淡隱，無不令天下驚嘆！
戰國之世名動天下而節操淡泊者，惟墨子堪于荀子相提并論。當然，如果僅僅是神秘與淡泊，老子莊子等更在其上。
此間關節在于，老子莊子所執無為出世之學曲高和寡，遠離天下潮流，行蹤惟關一己之私而已，本無所謂神秘淡泊；荀子與墨子卻都是天下顯學而疏離仕途，不回避論敵，不奉迎官府，一干大國徒然歆慕而無以為其所用，天下學派攻訐有加而無以失其崢嶸。
兩廂比較，荀子被天下關注還略勝一籌。蓋墨子學派雖則獨樹一幟，在戰國之世卻是走偏，終非主流思潮，其拒絕仕途乃學派本旨使然，無論如何神龍見首不見尾，天下皆以為理所當然。
荀子則不然，學居主流引導思潮，入世而出世，出世而入世，與孔子孟子之孜孜求官儼然兩途，故令天下人驚嘆也！
“無所謂也。”李斯一擺手笑道，
“我與非兄相互撻伐，何至一日一事？猶疑固然不好，然輕率決事，又何嘗不是多敗也！”李斯喟然一嘆，徑自大飲了一碗蘭陵老酒，補丁衣袖拭著嘴角酒汁大是感慨，
“斯少時嘗為鄉吏，見官倉之鼠居大屋之下，安安然消受囤中積粟，悠悠然無人犬襲擾之憂也！而茅廁之鼠，既食劣污瑣碎，更有人犬不時襲擾，動輒便惶惶逃竄，更有幾多莫名猝死。同為鼠之生計，其境遇竟是天壤之別矣！所以者何？在所自處不同也！那時李斯便想，人之境遇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李斯似乎有了些許酒意，眼中閃爍著晶晶淚光，
“譬如非兄，生為王子，鍾鳴鼎食，進可為君王權貴，退可為治學大家，自然是視萬物如同草芥，遇事昂昂然立見決斷，至于成敗得失，則可全然不計也！然若李斯者，生于庶民，長于清貧，既負舉家生計之憂，亦負族人光大門庭之望，更圖自家功業之成，進則步履惟艱，退則一蹶不振，縱有壯心雄才，何能不反復計較三思而后行也！”
“李斯大哥……”魯天不禁哽咽了。
“無稽之談也！唏噓者何來？”韓非冷冰冰一句，見魯天直愣愣看著自己，不禁憤憤然敲打著陶碗罵了一句，
“鳥！王族子弟才不中！生不為布衣之士，韓非恨亦哉！布衣之士何等灑脫？可擇強國，可擇明主，合則留，不合則去，功業成于己身，大名歸于一人，回旋之地海闊天空，勒石之時青史留名，何樂而不為也！然王族子弟如何？世家恩怨糾葛，宮廷盤根錯節，擇國不能就，擇主不能臣，有才無可伸展，有策無可實施；眼見國家沉淪而徒作壁上觀，惟守王子桂冠空耗一生！尸位素餐，形影相吊，此等孤憤，人何以堪？！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權力法則。不同的權力法則導致了不同的權力現象。
君主制下，有兩種權力現象所導致的政治危機最為嚴重：其一是強君暮政，其二便是主少國疑。
自古以來，幾乎所有的權力突變都發生在這兩種危機時期。強君暮政之危，因暮年強君行蹤神秘而導致陰謀風行，最易使奸邪叢生豎宦當道，終致身后亂政國力大衰。
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所有強勢君主，無一例外地都曾經面臨暮政危局，暮年清醒而能有效防止身后亂政者鮮有其人！
僅以春秋戰國論，赫赫霸主齊桓公姜小白，戰國雄主趙武靈王、齊威王、燕昭王、秦昭王以及后來的秦始皇，都曾經在暮政之期導致重大危機。
其中惟有秦昭王在六十歲之后雖不乏神秘然終不失清醒，在外有六國反攻內有權力紛爭的情勢下保持了秦國的強勢地位與平穩交接，誠屬難能可貴也！
主少國疑卻是另一種危機——主少必弱，最易強臣崛起而生出逼宮之亂！
自古大奸巨惡，十有八九都滋生于少主之期。自夏商周三代伊始以至春秋戰國乃至其后兩千余年，主少國疑之危遠多于強君暮政之危。
原因只有一個，強君雄主畢竟是鳳毛麟角不世出，而少主即位卻是頻頻可見且無法避免。
西周初年周成王少年即位而舉國流四起，終于釀成了禍及天下的內外勾連大叛亂，是
“主少國疑”危局的最早典型。正是這種反復發作的政治痼疾，沉淀成了一則令人心驚肉跳的危局箴：“主少必有強臣出，國疑則有亂象生！”殘酷的歷史結論是：強君暮政導致的危局是震蕩性的，主少國疑導致的危局則是顛覆性的！
就實而論，后者為害之烈遠遠大于前者。荀子是戰國諸子中最為特立獨行的大家之一，其論戰之鋒銳，其學派之顯赫，其行蹤之淡隱，無不令天下驚嘆！
戰國之世名動天下而節操淡泊者，惟墨子堪于荀子相提并論。當然，如果僅僅是神秘與淡泊，老子莊子等更在其上。
此間關節在于，老子莊子所執無為出世之學曲高和寡，遠離天下潮流，行蹤惟關一己之私而已，本無所謂神秘淡泊；荀子與墨子卻都是天下顯學而疏離仕途，不回避論敵，不奉迎官府，一干大國徒然歆慕而無以為其所用，天下學派攻訐有加而無以失其崢嶸。
兩廂比較，荀子被天下關注還略勝一籌。蓋墨子學派雖則獨樹一幟，在戰國之世卻是走偏，終非主流思潮，其拒絕仕途乃學派本旨使然，無論如何神龍見首不見尾，天下皆以為理所當然。
荀子則不然，學居主流引導思潮，入世而出世，出世而入世，與孔子孟子之孜孜求官儼然兩途，故令天下人驚嘆也！
“無所謂也。”李斯一擺手笑道，
“我與非兄相互撻伐，何至一日一事？猶疑固然不好，然輕率決事，又何嘗不是多敗也！”李斯喟然一嘆，徑自大飲了一碗蘭陵老酒，補丁衣袖拭著嘴角酒汁大是感慨，
“斯少時嘗為鄉吏，見官倉之鼠居大屋之下，安安然消受囤中積粟，悠悠然無人犬襲擾之憂也！而茅廁之鼠，既食劣污瑣碎，更有人犬不時襲擾，動輒便惶惶逃竄，更有幾多莫名猝死。同為鼠之生計，其境遇竟是天壤之別矣！所以者何？在所自處不同也！那時李斯便想，人之境遇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李斯似乎有了些許酒意，眼中閃爍著晶晶淚光，
“譬如非兄，生為王子，鍾鳴鼎食，進可為君王權貴，退可為治學大家，自然是視萬物如同草芥，遇事昂昂然立見決斷，至于成敗得失，則可全然不計也！然若李斯者，生于庶民，長于清貧，既負舉家生計之憂，亦負族人光大門庭之望，更圖自家功業之成，進則步履惟艱，退則一蹶不振，縱有壯心雄才，何能不反復計較三思而后行也！”
“李斯大哥……”魯天不禁哽咽了。
“無稽之談也！唏噓者何來？”韓非冷冰冰一句，見魯天直愣愣看著自己，不禁憤憤然敲打著陶碗罵了一句，
“鳥！王族子弟才不中！生不為布衣之士，韓非恨亦哉！布衣之士何等灑脫？可擇強國，可擇明主，合則留，不合則去，功業成于己身，大名歸于一人，回旋之地海闊天空，勒石之時青史留名，何樂而不為也！然王族子弟如何？世家恩怨糾葛，宮廷盤根錯節，擇國不能就，擇主不能臣，有才無可伸展，有策無可實施；眼見國家沉淪而徒作壁上觀，惟守王子桂冠空耗一生！尸位素餐，形影相吊，此等孤憤，人何以堪？！
多年磨練，他已經有了一個確定不移的約束：與官謀商，不涉政事。這一約束，來自與田單多年交往的閱歷：商人一旦涉政，輕則影響對市利的判斷，重則毀滅商家大業的根基。然則，要做曠世大商，不做官府生意便是空談；要做官府生意，不與官員來往還是空談；要與官員來往，不及政事則幾乎無從結交。這便是天下大商的共同路數：以牟利需要而接觸官員，不期然及政事，便漸漸地由淺入深生出來往之情誼，最終相互為援，皆大輝煌！然則，呂不韋卻對這種路數大不以為然。大爭之世，政無恒勢，顯官大臣最是動蕩無常。此其時也，周流財貨之商旅卻是天下最需要的行道。舉凡鏊兵大戰，大臣官員便是肅殺換代之期，商人卻是大發利市之時。兩廂比較，以興旺恒長之業，就動蕩無常之道，豈非火中取栗？思謀揣摩之下，呂不韋便有了自己與顯官權臣交往的獨特方式：讓利守信，不涉政務。這個“不涉”，大要有三：其一，洽談商事單獨晉見當事官員，絕不在官員與部屬會商政事時晉見；其二，商事交接妥當便行告辭，絕不海闊天空；其三，談商期間，官員若有即時公務，便即行告辭，約期另談，絕不留場等候。多少年了，呂不韋都是以一貫之，在列國官場留下了極好的口碑：持重干練，不起事端，輕利重義，商旅大士也！
“自來士子修學，都是先學后行，往往書卷有成之時，對天下世事卻是一無所知，此謂書生也！書生之學，縱腹藏五車之書，亦非真學問也。專精一業或可有成，經邦治世，卻是誤國誤民之徒也。此間要害，便在于此等書生不知法令，不知民生，不知四時之稼穡，不知人口財貨之周流。譬如趙括，讀盡天下兵書，卻不知上黨長平之地勢利害，空有大軍六十萬，反被白起五十萬圍之滅之，豈非紙上談兵耳！如此看去，治國學問便在‘真切’二字。空大道，只是玄奧之學也。”
“公子好說辭也。”呂不韋揮手制止了面色不堪的家老，平靜地微笑中帶著顯然的揶揄嘲諷，“敢問公子，你等自命非官非吏，卻是何等人物？在下之見，諸位公子王孫絕非甘居一介庶民，實是以廟堂之器自詡也。志存高遠，心在廟堂，自當知廟堂為何物。夫廟堂者，邦國公器也，統官吏而治萬民，制法令而安邦國也。統官吏，制法令，卻不知官吏之真實操持，不知法令之綱目功效，不知邦國之民生運籌，遇事何斷？遇危何克？縱然入得廟堂，執得公器，豈非也是楚懷王一般？諸位公子不服，盡可登高疾呼遍問秦人，誰能信得一個連秦國幾多郡縣幾多民眾幾多法令都一無所知之人，竟能執得廟堂公器？”
“王道禮樂之論，多文過飾非之頌。不開責己求實之風，何能固我根基？昔年孝公之《求賢令》，歷數先祖失政之過，方能脫秦人之愚昧，開千古大變之先河。祖先之過不能及，今人之失不能議，君何以正？國何以強？卿等毋做迂腐之論，當襄助本王立萬世規矩也！”
想起來，在昔日武安君白起的秦軍老將中，堪與王陵者相比者不乏其人，父親蒙驁不消說，王龁、桓龁、胡傷、嬴豹等都是。他們的戰場之才雖各有千秋，然卻都有一個共同處：身為大將而顧及國體，每結賢士必彬彬敬之，與山東六國士子們咕噥不休的“虎狼秦風”竟是大異其趣。
越劍無卻驀然打住，拭去淚水一拱手道：“呂公之差矣！劍無所哭者，公之失魂失形也，非我等劍士也。任俠劍士生于天地，不求碌碌茍活，惟求死得其所！呂公謀事存志節，待士有大義，我等人懷必死之心，非僅圖報呂公，更求名揚天下！若呂公耿耿不能釋懷，視我等之死為一己罪責，豈非玷污我等任俠求死之風？此番心境，原非劍無私撰。呂公請看，劍無可曾背錯一字？”
“權力公器之道，自有法度準則。”呂不韋平和的面容又彌漫出往昔的一團春風，“以義行之，則公器化為私道。不韋執拗于‘義本’，原是以風塵商旅之道求權力公器之道。不容些許負義之行，于公器之道實為偏執。以此心入仕途，終將大毀也！異人離我回秦，于義于情有差而于法度無礙。不韋耿耿不能釋懷，猶鯤鵬未得大風，不能高天遠觀也！”
“明徹？你說為父明徹么？”嬴柱哈哈大笑，“異人啊，記住了：當國莫懷旁觀之心。為父時而能說得幾句明徹之，根由便是沒有當事之志，而寧懷旁觀之心也！隔岸觀火，縱然說得幾句中的之，又有何用！”
然則經秦昭襄王五十六年，秦國橫掃六國如卷席，一世奠定了一強對六弱的天下定勢：先大敗六國聯軍于河內；再將土地最廣袤潛力最大的楚國一舉擊跨，奪取彝陵、攻占郢都、設置南郡，逼楚國倉皇北遷，最有回旋余地的一個大國終于成了二流戰國；然后強攻老底子最雄厚的魏國，捎帶侵消已經軟成了一攤爛泥的韓國，一舉奪取河東河內三十余城，設河東河內兩郡，迫使魏國龜縮河南之地，終于也成了二流戰國；期間燕齊兩國六年興亡大戰，最終兩敗俱傷，一齊成了二流戰國；最后，秦結舉國之力與新崛起的最強大對手趙國大決，長平一戰三年，摧毀趙軍全部主力五十余萬，牢牢占據上黨天險，若非秦國君臣歧見致白起憤然罷兵，秦軍完全可能一戰滅了趙國！原本已經孱弱的韓國，經長平大戰丟上黨、失宜陽與野王，更是滑入了三流戰國；至此，作為山東屏障的最強大趙國雖然依舊是山東最強，然卻與秦國再也無法對等抗衡了。秦國雖然也在長平大戰后兩敗于山東聯軍，但實力元氣卻遠未損傷，經秦昭襄王晚年勵精圖治，巴蜀變成了秦國又一個“陸海”，財貨民眾已經更為殷實。天下有識之士都看得明白：若非秦國大軍暫無一流名將擔綱，秦昭王也痛感后繼者乏力從而主動采取守勢，山東六國當真便是岌岌可危了！
名將之后，知兵而不爭將，這是謀國之大德。更難得者，司馬梗數十年身居國尉不驕不躁，將秦軍后備謀劃運籌得滴水不漏，尤其是長平大戰的三年兢兢業業，保得秦國五十余萬大軍全無后顧之憂，到頭來卻總是將功勞推給當時的兩任丞相——魏冄與范雎。秦昭王感念有加，幾次要封司馬梗為上卿，與丞相上將軍同爵，都被司馬梗固執地辭謝了，理由只一句話：“老臣無大才，若不欲老臣做國尉，老臣惟告退歸隱也！”非但如此，每遇朝堂計議軍國大事，甚或大將們商討戰法，司馬梗都是坦率建，絕不以明哲保身之道沉默避事。如此一個國尉，一班老將人人敬重，只他持詔前去，斷不致生出差錯。
“名士但入仕途，權力功業之大小，既在其人之才，亦在其時諸般遇合。譬如商君張儀范雎者，才堪砥柱又逢雄主，更在國勢擴張之時，方得風云際會而成赫赫功業。所謂時也勢也，此之謂也！君以計然名士之身入秦，卻正當秦國收勢，修養民力，對外止兵，對內息工，舉國惟奉公守法生聚國力而已。當此之時，既無統籌軍政對外爭霸之可能，又無整治關中大修水利從而一展計然大才之機遇。君所能為者，皆清要政事也。君懷壯志入秦，二十年無赫赫建樹而耿耿與懷，不韋誠能體察也！然則，此乃時勢使然，非兩代秦王不委君重任也！君自思量：自昭襄王任君為相，可有一宗軍國大事避君而行？縱是不韋在邯鄲秘密襄助嬴異人之舉，君亦奉昭襄王密詔遙遙運籌。凡此等等，若非功業，足下何以在尚功之秦國封為最高爵位？昭襄王一生鐵面護法，不曾空賞一人，莫非足下偏能以‘人未盡才’而得封君乎！究其竟，君雖無壯舉，然卻有非常時期應急之功！當此之時，君本當以老臣謀國之風垂范朝野，以封君相職做紛紜亂局之中流砥柱。偏君耿耿于首相之權，孜孜于宏大功業，偏頗有加，事事求預聞機密，件件做權力計較，不若刻舟求劍乎！秦王痼疾驟發而死，朝野正在紊亂之時，君縱不效司馬梗之風，亦當盡次相職責也。然君皆不為，開口不問朝局安危，只在先王顧命之名分與呂不韋錙珠必較。較則較矣，亦當有節。憑心而論，君若有骨鯁孤臣之風，以為呂不韋不堪顧命，盡可堂皇上書彈劾之！君若有名士大爭之風，亦盡可行使相權與呂不韋較量政才！然正道君皆不為，偏以獄訟之辭欲治呂不韋于死地，不亦悲乎！”呂不韋戛然打住，從來都是一團春風的笑臉竟是滿面寒霜。
“老哥哥笑談，然兄弟也不妨直說。”呂不韋邊吞咽著拆骨羊肉邊用汗巾擦著手，“自孝公以來，秦國已歷四代五君，終昭襄王之世強勢已成。然目下秦國正在低谷，對山東取守勢已經十年。其中根由，不在國力，而在朝局。朝局者何？雄主也，強臣也，名將也！三者缺一，朝局無以整肅，國力不能凝聚。孝公有商君車英，惠王有張儀司馬錯，昭襄王有太后魏冄白起！然目下兩代新君朝局如何？將強而相弱，軍整肅而政紊亂。恕老兄弟直，幸虧天意止兵，若是大軍已經東出，只怕秦國隱患多多也！”“都對！只是還沒說正題。”“正題原本明了：一整國政，二振軍威，只往這兩處著力便是正道。一整國政，便是廓清朝局凝聚國力，為大軍造就堅實根基，確保秦軍縱然戰敗幾次，亦可立即恢復元氣。若無此等根基保障，大軍東出便經不起長年折騰！”“也對，武安君舉兵之道也！其二如何？”“二振軍威，便是要一舉打掉山東六國十余年的鎖秦之勢，也給期間背秦的小諸侯一番顏色，重新確立君臨天下之強勢！至于如何打，老哥哥比我明白。”“好！”蒙驁拊掌大笑，“有此正道，老兄弟便是開府領國丞相也！”“早了早了，老哥哥慎！”呂不韋連連擺手。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