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弟，張兄此來，卻是何意？”

“我如何曉得？這要二哥說。”

“休要多問，回去自然知曉。”

說話之間，三騎駿馬已經消失在綠色搖曳的柳林之中。

田埂的老人搖搖頭，一聲深重的嘆息：“世風若此，國將不國了。”躬耕壟上的農人們也紛紛跟著搖頭嘆息一番，無可奈何地開始了默默勞作。

蘇氏別莊的主人叫蘇亢，論原本身份，卻也平常得很，一個專門從事長途販運的生意人而已。那時候，生意人分為兩類，行商坐賈――行走四方采購貨物者叫“商”，坐地開店零售貨物者叫“賈”。這蘇氏一族本是殷商后裔，身體里流淌著殷商部族駕牛車奔走天下的血液，做的自然是行商。殷商王朝被周人革了命，殷商部族的平民們卻遠遠沒有上層貴族那么多仇恨與憂戚，依然是一輛牛車走天下，過著傳統的商人生活。但周人禮法嚴格，市易皆由官營，不許私人做生意，自然也就瞧不起商人。但周王室卻有罕見的冷靜，一則為了消磨商人的仇恨，二則也覺得商人周流四方財貨，對民生國計有好處，也就對商人網開一面，允許他們在官營市易之外繼續做商人，并沒有一刀硬砍，強迫商人變為耕耘的農人。這一寬松果然見效，醉心于財貨積累的商人們一心奔走謀利，。西周初年的周公旦能一舉平息殷商貴族管叔、蔡叔的叛亂，使周室河山真正安定了下來，不能說與殷商庶民根基的流失沒有關聯。

蘇氏一門在“管蔡之亂”前就在洛陽定居了下來。那時候，洛陽還是個不大不小的城堡，僅僅因為是拱衛鎬京東部的屏障而頗有名聲。誰想三百多年后周平王東遷，洛陽竟做了京都王城。在“王城料民”料民，上古時期清理登記人口的專門用語。時，禮法規定：居住在洛陽城內的國人只能是周人部族。蘇氏作為“商人”，本當遷出洛陽。當時的蘇氏族長冒死求見周平王，陳述蘇氏居住洛陽三百多年，早已成為“國人”，不當遷出。周平王為安定人心，破例下詔：凡在洛陽居住百年以上的“商人”，均可成為“國人”。

蘇氏族長犯難請命，安定了商人，也使蘇氏一門名聲大振，成為“新國人”的望族。但幾百年下來，蘇氏一門的“行商”生計卻沒有發達起來，依舊是個平庸的商人家族。到蘇亢做了族長，繼承了祖業，天下已經是大爭之世的戰國了。

這蘇亢聰穎智慧，非但通達商道，使家業重新振興，而且知書達理，與天下名士交往頗多。久為商旅，蘇亢周游天下見多識廣，深感洛陽國人的活法簡直與活棺材無異，與天下大勢相去甚遠。他很想變個活法，活得自由自在一些，便獨出心裁，一步一步地做了起來。第一步，他在洛陽城外私下買了一家“國人”荒蕪的百畝棄地，蓋了一座小院子做別居。半年之后，洛陽官署竟無人過問他的“私相易田”之罪。蘇亢的膽子大了起來，也看到了王室官署無暇治民，便找那些無力耕耘荒田的“國人”私下商議，將他們井田中的“私田”一塊一塊地買了下來。十幾年工夫，他逐步買下的“荒田”竟達兩千多畝。

買田之后，不愁耕耘。每逢收種，蘇亢便“買工”――付錢給住在郊野的隸農，教他們幫自己耕種收獲。洛陽王畿的隸農是“國隸”，也就是官府奴隸，只歸官府管轄派工。王室整天戰戰兢兢地防備戰火，對奴隸的管束松弛得幾乎是放任自流――只要不逃亡，就是好隸農，誰還來整天督導你耕作？于是蘇亢有了取之不竭的勞動力，加上他厚待隸農工錢多，隸農為蘇莊做工便特別踴躍。商路生意好，土地收成好，蘇家就蓬蓬勃勃地發了起來。

蘇莊不斷擴大，蘇家便成了唯一在洛陽城外擁有豐厚田業的國人。

但是，這些還并不是蘇亢的最終謀劃。他的大志在于改換門庭，使蘇氏家族從世代商人的身份中擺脫出來，成為士大夫貴族世家。雖說商人在戰國之世已經不再公然被人蔑視，但在官署與世人眼里，卻終究是利小人。蘇亢在自己的經商交往中，對這種身份差別有痛徹心肺的體察。一介商賈，別說與高車駟馬的王公顯貴有霄壤之別，即便是清貧士子與尋常國人農夫，也常常不屑與商人為伍，更不說結交了。

有一年，蘇亢到魏國安邑采購絲綢，不知哪條溝渠沒有滲到，安邑官市竟要驅逐他這個洛陽商人。蘇亢憤而爭執，鬧到了丞相公叔痤府里裁決。公叔痤官聲頗好，蘇亢對丞相裁決滿懷厚望。誰知進得府中，那個官市小吏氣昂昂進去了，蘇亢卻被府吏擋在院中等候，嚴令不許走動窺視。在北風呼嘯的寒冬，蘇亢整整站了一個時辰，渾身凍得僵硬，也不能到廊下避風處站立，更不要說到客廳取暖。那時候，他流下了屈辱的淚水，暗暗對天發誓，一定要教兒子入仕做官，永遠不要做這種“富而賤”的商人。

后來，蘇亢有了四個兒子。經過仔細審量，他教資質平庸的長子蘇昌跟自己經商掌家，卻將聰慧靈秀的三個小兒子送出去求學了。他給三個求學的兒子立下了規矩：若不能成名入仕改換門庭，死后不許入蘇氏宗祠。

蘇家的舉動，是無聲的告示。王畿國人有人嘲笑，有人驚嘆，有人艷羨，口風相傳，卻也成為一時佳話。蘇氏家族的命運能否改變？成了洛陽國人拭目以待的謎。

但是，沒有等得多少年，洛陽國人便對蘇亢刮目相看了――蘇家三個兒子個個學問非凡，都成了洛陽名士。這三個兒子，便是縱馬原野的蘇氏三兄弟――蘇秦、蘇代、蘇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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