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不修好，不平坦，運輸就成問題，通行就成問題。

再一個就是有別的地方的同志和領導干部過來，最先看到的就是路，是房子，這些容易被視線捕捉的東西。

攝像拍照，宣傳，也需要這些東西。

無論從哪方面來講，路修的漂亮些肯定是沒錯的。

“咱們生產隊到大路沒多遠，這會兒又正是空閑的時間，可以號召村里得勞力一起行動，聯系砂石場，拖些砂石料過來，做硬化，今年冬天就能把這個事干下來。”陳洪興說道。

“光靠咱們生產隊，人還是少了些，可以把周邊的生產隊得青壯勞力都喊過來，一起幫忙，給他們算工錢，不白干。”陳浩說道。

“跟公社那邊打聲招呼，讓公社的領導發話，通知周邊的生產隊出人，出牲畜，幫著將進生產隊的路給修一修，材料錢咱們自己出，人工的費用可以省下來。”陳自強道。

他想要節省點，以公社的名義下文件，讓其他生產隊過來幫忙。

“這么做肯定不行，不合適，會遭人恨。”陳浩擺擺手。

沒有贊成陳自強的這個提議，“這走的還是老路子，一平二調，的確是能節省費用，還能夠號召到更多的人過來幫忙，但卻是強制的。”

“人過來幫忙，什么好處都拿不到，被公社領導壓著過來，心里肯定是有怨的，這股怨不僅針對公社的領導，還會針對紅旗生產隊，平白樹敵，而且得罪的還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幫。”

“經營生意最忌諱的就是得罪太多人。”

“得要算工錢，而且工錢給的還要比他們在生產隊分工分時要稍微高出些，這樣往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更多的人幫忙的時候，才能喊得動人。”

這會兒有義務工，說白了其實就是勞役。

受老大哥‘勞動義務制’理論的影響，我們這也有，義務工被視為一種生產管理體系，初期雖強調自愿，但后期強制性越來越明顯。

尤其在積極性消退后，勞動義務常通過行政手段強制實施。

修鐵路、水利、電站、植樹造林、防汛等公共事業，農民是沒有拒絕的權利的，都要去。

十多年后，也就是1991年，《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出臺，以法規形式明確了義務工的定位，規定每個勞動力每年承擔義務工不超過7個，允許因病或傷殘減免。

直到2003年，全國才推廣取消農村無償用工制度，義務工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如今是1978年，離著2003年還有25年的光景。

“除了分田到戶，修路的事，別的地方也要抓緊。”陳浩道。

他開始做出更加具體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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