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君實司職西京御史臺，玉昆你去拜訪他恐怕不太好吧？”程顥猶疑著。司馬光的身份不一樣。

韓岡笑得平和，對程顥、程頤解釋道，“司馬君實司掌西京御史臺，學生身為監司，上門拜會本來是有些不妥當。不過……他畢竟是司馬君實，學生既然身為前相之婿，前去拜會，當不虞被人誤會。”

他需要去見文彥博，他也必須去拜會富弼，還有范鎮等一干身在洛陽的致仕老臣。這些元老，不論韓岡想見或不想見，依禮數他都該去拜會。

先來見二程，只是因為程顥對他有半師之誼，放在第一位，不會讓一干致仕老臣認為韓岡失禮。可是若是他始終不去拜見那些老臣，京城里面的皇帝，都要以為韓岡崖岸自高、不會做人了。

唯獨司馬光，卻是韓岡不需要見，且因其司掌西京御史臺，也不該特意去拜見，但他卻想見上一面的。

倒不是因為來自于后世的記憶。那些記憶之中，有關司馬光的，除了《資治通鑒》就只剩砸缸的故事了。

而是這些年來，韓岡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對司馬光有所了解后，因此而產生的興趣。他想登門去瞧一瞧，看看司馬光到底是何樣的人物。

自家的岳父對韓琦、富弼、文彥博都不是很看得上眼，唯獨對司馬光，卻是看得極重。

王安石的那封《答司馬諫議書》，可謂是變法的宣和號角。

‘受命于人主，議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為侵官；

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

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

辟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

幾個排比句如同床子弩射出的一槍三劍箭，一記一記的扎向舊黨的心窩。

這短短幾百字的文章，王安石將他超絕于世的文采揮灑得淋漓盡致，韓岡至今都能背下全篇。在正文中的最后一段‘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安石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安石之所敢知。’此等煌煌雄辯之，尤其讓韓岡激賞不已。后來他受到監安上門的鄭俠彈劾，上殿自辯時，也順便借鑒了一下。

但一個巴掌拍不響，王安石能寫出這一篇佳作，全是靠了司馬光幾封書信的刺激，韓琦、富弼和文彥博可都沒有一個能做到。

而且王安石還說司馬光是反變法派的赤幟，當時文彥博可就在樞密院中，擔任著樞密使。對新法反對最為激烈的文彥博，都已經喊出了‘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但在王安石眼中，依然不是赤幟。可當天子要任司馬光為樞密副使時，便就是為異論立赤幟。王安石對司馬光的看重，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韓岡覺得，司馬光應該不喜歡王安石的看重。

他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官員，距離宰執曾經只有一步之遙，世人也都視其為宰相之才。正常來說，五十到六十歲，應該是一名官員站在一生最高點的時候，王安石便是如此。吳充、馮京、王珪也無不是如此。可司馬光卻因為政見相異的關系，卻硬是被王安石逼得在洛陽寫書近十年。

看見曾經的好友執掌一國大政，成為能在天下郡國呼風喚雨的人物，司馬光在家里挖個地洞進去寫書的心情，韓岡也能體會得一二。

當初富弼初回洛陽，曾問邵雍近日洛陽城中有何新奇之事，邵雍回答說，有一巢居者，有一穴處者。前任執政王拱辰在自家中修了三層高的中堂，而司馬光則是在獨樂園挖了個地窖去寫書，所以一個叫巢居，一個叫穴處。富弼在大笑之余，心里還不知怎么翻騰了。

換作是他韓岡，要么就是將恨意積蓄在心底，或者就是心灰意冷，從此以山野為念。但從韓岡聽說的司馬光的近況中，可是半點也不像是心灰意冷的樣子——雖然司馬光應該是君子，而韓岡不認為自己是君子，但人性應該是共通的，韓岡并不覺得司馬光的想法會與自己太大的差別。

所以韓岡對司馬光很有些興趣，想面對面的了解一下司馬家的另一位史學大家。